本港訊 在中國歷史上，明末清初是個動蕩的年代，新興的統治者和失勢的統治者為爭奪、捍衛政權展開了激烈的爭斗。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產生，在風雨飄搖中維持了十七年后滅亡。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歷史原因，這個小朝廷覆亡于何地，其最后一位皇帝葬身何處竟然成了一樁歷史懸案，至今眾說紛紜。

    近日，記者到貴州施秉縣采訪。該縣牛大場鎮的文化名人程明富和他的同伴們約見記者稱，在2000年發現施秉縣古佛山七級佛塔和古佛山文化群的基礎上，他們潛心研究了六年，終于破解了這個歷史之謎。

    發現：七級佛塔驚現施秉古佛山

    2000年春的一天，是施秉縣牛大場鎮紅山集市的趕場的日子，當地村民曾書臣來到程明富的診所，問道：“井字中間著一點讀什么音，字意是什么？”程明富當即問他在何處看到了這個字，是不是在古寺廟、古墓碑或者古塔銘之類的地方。

    曾書臣回答這字出現在了古佛山上一座古塔的石碑上，這塔有1丈多寬，2丈多高，共七、八層。程明富覺得不可能有七、八層。大凡七級佛塔，有兩種，一種是塔內藏有佛經典籍或者佛祖舍利；另一種是塔主人是高僧大德和尚。程明富估計古佛山不會有佛祖舍利或者法門宗師等高僧，故讓曾書臣再去看看。

    當年的農歷6月19日，是古佛山看廟會的日子。曾書臣趕廟會回來后找到程明富說塔有七層，下有地下室，有一間房子那么大。程明富驚奇不已，斷定古佛山絕非尋常之處，決定親自去看看。

    不久，程明富、曾書臣等五人，來到了古佛山。他們看到了五尊尊保存完好的佛塔，其中一尊，竟然是程明富想象不到的七級浮屠，從塔銘碑來看，它的主人是開山傳律二代省持和尚。

    程明富走遍了古佛山，所見所聞更是讓他驚嘆不已，巍巍古佛山還有古墓碑、古寺院遺址、古城門、古戰場、古驛道，具有軍事功能的“古長城”等等，古文化是滿山遍野。此外，建筑物遺址還顯示，中軸線上曾建有三座殿堂和兩個方院，左右各建左右兩個廂樓，組成了六個小方院……

    當時已年過六旬的程明富從小喜好讀書，當過教師和醫生。別看他長期生活在農村，但對醫學、宗教、易經、陰陽地理、建筑、史學、文學藝術等都有過研究，而且還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尤其是佛教、易經文化等，還精通地方史志學說，如《鎮遠府志》、《黃平州志》、《施秉縣志》等等。看到古佛山上的東西，他心如明鏡：這系列古文化中，軍事文化以屯堡文化為主體，宗教文化是佛教禪宗曹洞宗；周易文化主要用洛書數碼來表現；寺院建筑則以“九重法宮”為格局……這系列文化，年代跨越唐、宋、元、明、清一千五百年多年的歷史，如此年代久遠、文物之多，品位之高，在貴州甚為罕見。

    同時老程也感覺到納悶：像這般罕見的文化群為何在《鎮遠府志》、《黃平州志》、《施秉縣志》和《余慶縣志》等方志史書上卻均無記載；佛教寺院修筑具有軍事功能的長城和城門也是不合常理的呀……一股神奇的力量把程明富和他的同伴魏嗣恒（退休教師，原施秉縣牛大腸中學校長）、阮春明（牛大腸中學退休教師）、周錫祚（退休教師，原黃平中學教務主任）推上了古文化研究之路。

    考證：古佛山是南明永歷皇帝最后的家園

    著手對古佛山進行研究之后，程明富和他的同伴們對佛山上的文化群進行了深入細仔的考察研究。

    在進行地面文物搜索時，程明富等首先發現兩塊保存完好的塔碑：“開山傳律省持和尚轎塔銘”和“能戒師塔銘”。

    研究省持和尚轎塔銘時，讓程明富等人吃驚非小而又疑惑不解。文中記述：“夫和尚黃州龍氏旺族也家園頗足，年方二八，識世路入荊榛，知和浩海之危險，棄俗投師更諱上寬下學焉而號省持也，始淤唐山（據考在古佛山老廟對面古稱‘經堂’的地方）結茅而屋……”

    從古代語法上說，這句話有“毛病”。“氏者”上古人同一血脈群體，“姓”是從“氏”里面分出來的，古代的語法是“姓”“氏”連用，不可“姓名氏”連用，塔銘撰寫理當遵從古訓，但這里卻不以為然。

    此外，塔銘絕非為普通人所撰寫，因為句中少許字詞均與古代皇帝有關甚至就是皇帝的“專利”。

    首先說“黃州”，《易經》中按五行、五州、五色、五帝，天下分屬五方的記述中稱：“中央戊已土，土色黃，黃州皇帝”。此外，“黃”字在我國古代，與皇帝、皇家、皇宮建筑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杜甫《閣夜》中有“臥龍躍馬終黃土”詩句，詩人不直言，假借“終黃土”代“稱帝”……由此，程明富推斷黃州即為皇帝之意或者與此密切相關。

    其次說“龍氏”。程明富說，這樣的稱謂絕非姓龍之人，因為在我國古代，等級制度森嚴，普通人不能以“姓氏”代稱“姓名”，故此說“龍氏”為“皇帝”，應該是經得起推敲的。

    再次就是“旺族”的稱謂，程明富更覺得與古代的皇帝有關。古代士大夫之家稱“大族”；普通百姓之家稱“小家小戶”，只有皇帝的家族才被稱之為“旺族”。

    意想不到的是上述的部分觀點，竟然在“能戒師塔銘”中得到了印證。“能戒師塔銘”中記述直言不諱：本師和尚非所謂道德者乎，和尚乃一皇上家子也，時值兵戎，適我黔邦，識世途之險惡，知生死之沉淪……因古老之義而題成名曰古佛山圓覺堂也……

    如此說來，那省持究竟是何許人也呢？又因何到此循跡？有何難言之隱呢？進一步的探索和發現讓這些難題都一一得到了解答。

    在七級佛塔之下有座地下宮。在2005年夏季，程明富和他的同伴們走進了地下宮，開始了對其進行考察。

    這地下宮呈正方形，長寬各有1.1丈，高0.72丈，頂部用清條石拱卷而成，四壁用青石料堆砌。地宮中央置有石轎子一乘，但已被人打垮散亂在宮中。據當地人介紹，地下宮還沒有被破壞的時候，有兩個石將軍（稱“石翁仲”）把守宮門，石轎子由四個人（估計是“木象生”）抬著。由于遭到破壞的緣故，程明富等人沒有找到抬轎子把門的石將軍和其他的殉葬品。

    對于在地下宮的所見所聞，程明富等人又是一驚，它分明是一座古墓，而且埋葬在這里的，決不會是和尚，也不是普通人。像這種乘坐轎子，一幅“天子出游”的架勢應只有帝王。

    為此，程明富根據掌握的資料，考察歷代王朝皇室特別是明朝的殉葬制度，發現上述的葬禮類似于帝王的規格，而且與明朝神宗皇帝的葬禮如出一轍：都有“木象生”殉葬……

    此外，史料記載，明代在萬歷皇帝之后改用活人殉葬為“石翁仲”、“木象生”等物殉葬，程明富等人在地下宮的發現，對此也有所印證。

    另外，程明富深知古佛山寺廟遺址是“九重法宮”的格局，他讓同伴周錫祚繪制了寺廟遺基平面圖，并與明代皇宮內廷平面圖、明定陵地宮平面圖作了對照，結果發現它們的建筑格局完全相同。

    根據以上的考證，程明富等已完全斷定古佛山文化群與明王朝有著直接的聯系。但還是不能回答是哪一位皇帝與此有關的問題。

    就在考察陷入了僵局的時候，《余慶縣志》解下了這些謎團。

    據介紹，余慶縣太平區花山鄉濱江村沙壩村民組石淵密等人1971年在烏江南岸石家洞下發現了一枚“南明總兵關防印”，并于1985年捐獻給了縣文化館。《余慶縣志》如是記述：南明總兵關防印，通體黃銅，呈長方形，長10.2、寬5.8、厚1.3厘米。印背為下粗上細，元棱中空直立手柄，長7.8厘米。印背上方有一行從右至左陰刻宋體銘文：“永字一百五十號”；印把左右豎行分別陰刻宋體字：“署鎮后標總兵官防”。“永歷二年（即1648年）十一月禮部”。橫刻“日造”……

    《余慶縣志》還記載了發現南明“永歷通寶“古錢幣的情況：1986年3月14日，余慶縣白坭區大龍鄉農民王大懷發現一批窖藏古錢幣，共4.5萬余枚，其中不少是南明“永歷通寶”。

    程明富、魏嗣恒等4人根據上述記述，赴余慶證實了原物的存在。為找到兩件文物與省持和尚、古佛山相互關聯的證據，他們又開始了新的探索，把考察研究的觸角伸到了烏江流域。通過史志典籍和現場考察，終于找到了上述所說的證據。

    首先，兩件文物的發現地距古佛山40公里左右，均在“南明文化圈”（東起舞陽河，西到烏江，有獨特文化）的范圍內。

    其次，烏江是當時古佛山及周邊區域重要的運輸線路，也是聯系中原的重要通道，所以，烏江流域與古佛山兩地的關系密切。

    另外，南明入黔后，曾經在烏江流域組織過布防。

    至此，程明富和他的同伴們認為南明永歷帝懸案宣告破解。

    爭論：南明永歷皇帝究竟何去何從？

    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勢如破竹，逼近京城。崇禎皇帝肯令桂王朱由榔帶著內閣大臣張真等1000多人，從北京出走南下，到安徽老家祭祖陵后，到故都南京，在南京稱帝，國號永歷，輾轉多處，來到貴州，經弘光、隆武、永歷三朝，在位十七年，史稱南明。

    上述的史實有明確記載，十分明了，但南明覆亡于哪里？永歷皇帝死在何處，則成了一樁眾說紛紜的歷史懸案。

    《貴州史》云：“十三年（1460年）永歷奔緬甸”，但以后下落未作說明。故宮的一份史料稱：“永歷帝在從貴州去云南的途中，在黑羊箐（今貴陽）河邊遭清人殺害，那條河，自此稱為‘南明河’”。《中國姓氏通書吳姓》記載：“吳三桂出征緬甸，俘獲南明永歷帝桂王朱由榔，旋即將其絞死”。黔南州政協劉澤淵先生2005年在《文史天地》發表了“都勻永歷皇帝陵”之說。

    程明富認為，“都勻永歷皇帝陵”之說，由于沒有出土重要的文物予以證實，可信度幾乎為零。關于永歷帝被吳三桂等清人殺害也站不住腳。

    首先，從常理上推想，永歷皇帝是亡國之君，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樣一殺了之或者順順便便就可宰殺。更何況在我國古代社會，殺人尤其是斬殺亂臣賊子或者亡國之君等都須得驗明正身（至少也得在死后驗明正身）。

    其次，就算吳三桂早有謀反之心，先斬后奏，但絞死永歷皇帝的時間與南明滅亡的時間不吻合。吳三桂絞死永歷帝是清朝順治皇帝十八年（公元1661年），而南明則亡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兩者相差一年的時間，這就說明在永歷帝死去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南明朝廷還是繼續存在的，這顯然也不合常理。

    再次，清朝政府對待明朝的亡國之君采取的是“凡事寬厚，仁厚矜恤之懷”的政策，不濫殺無辜。

    清朝順治初年，清朝廷對崇禎皇帝再度舉行葬禮，賜銀三千兩，改葬思陵。《清朝通典》記載：“康熙十八年四月，清圣祖南巡至江寧，親自前往朱元璋孝陵奠酒”。事畢，對從行的大學士說：“朕意欲訪查明代后裔，授以職銜……”回京后還擬出諭旨。但該諭旨后放置未頒發，雍正元年九月被發現后遂下令頒布，封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后裔朱之璉為一等侯，世襲，列五等班……

    此外，如果南明覆滅地在云南至緬甸，那就有兩個明顯的問題無法解釋，首先是“南明總兵印”、“永歷通寶”等文物在古佛山附近出土的問題。其次是，南明士大夫許多隱居在古佛山周邊的問題。據《余慶縣志·人物》記載，南明遺臣錢邦豈隱居在松煙莆村，在古佛山西百里，南明滅亡后多年，一直使用永歷紀年；鄒宗孟隱居遵義，呂大器隱居黔中；李之華隱居湄潭；鄭逢元隱居余慶、玉屏……

    保護：古佛山文化群再也不堪忍受破壞之痛

    在考察中，程明富和他的同伴們確實有過很多次的喜悅和激動，但是，古佛山文化群當前也有著讓他們感到憂心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該文化群內文物屢遭破壞。如，文化群中的塔林現保存完好的佛塔僅有五尊，塔銘碑更是少之又少，被發現時只有三方，到2004年的時候一方又被毀，至今只有兩方了。“幸虧記述省持和尚的那一方塔銘碑還完好保留，要不然，我們很難取得今天的成果。”程明富說。

    遭到破壞還有地下宮的文物，如天子出游“乘坐”的石轎已被打壞，守衛地下宮宮門的石將軍和抬轎子的“挑夫”不見了蹤影……

    程明富等人認為，古佛山文化群的保護工作已迫在眉睫。他們首自發將古佛山現有的文物保護了起來。此外，施秉縣政協委員、與程明富一起致力研究古佛山文化群的魏嗣恒曾在施秉縣政協會議上遞交了一份關于保護、開發的提案。該提案引起了施秉縣政府的重視，縣有關領導多次深入古佛山考察、研究，籌劃保護、開發古佛山事宜。目前，限于資金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對古佛山文化群的開發尚需時日，但保護活動，隨著程明富等人研究活動的不斷深入而得到了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