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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對話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再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以改革紅利釋放發展潛力的氛圍和趨勢正在形成。能不能抓住當前政府換屆的改革時間窗口,以政府改革為切入點實現全面改革的突破,全社會有著很大的期待。日前,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遲福林。
中國青年報:作為研究改革的專家,你覺得推動我國政府改革的社會背景是什么?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承擔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研究表明,我國已經從生存型社會開始進入發展型社會。與30年前相比,我國新階段面臨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一是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這兩大階段性矛盾對新時期的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必須適應深化市場化改革、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在新形勢下,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如何有效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公共治理結構、理順重要地方關系就變得尤為迫切與重要。
中國青年報:政府改革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遲福林:我認為,總體概括就是需要政府改革來帶動全面改革,并且要把政府的轉型改革,作為改革設計的重點,這是目前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現實的越來越緊迫的要求。
2020年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社會轉型的重大目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的轉型和改革。第一就是經濟社會轉型對政府轉型改革的需求明顯增大。能不能實現以內需為支撐,保持7%~8%的中速增長,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左右,關鍵在于政府主導型經濟方式的改革。第二是形成人口城鎮化基本格局,F在人口城鎮化的水平大概只有35%,到2020年能不能提高到50%左右,這個直接取決于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移。這個關鍵是要改變地方層面的政府傾向。第三,能不能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也就到2020年使我們中等收入群比從現在的23%增加到40%左右,從現在3.2億人增加到6億人左右。如果達到這樣的目標,就奠定我們經濟社會轉型的具有決定基礎的因素。毫無疑問,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取決于政府能不能成為一個發展型政府,取決于政府在推動結構性改革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動作,多大的力度。
中國青年報:你如何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遲福林:這幾年,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到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征比較突出。例如: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任務,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重要手段。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在帶來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的同時,還造成公共服務的缺位。需要指出的是,因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所產生的消極腐敗問題,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為此,要以改變“增長主義”傾向為重點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著力解決經濟運行中兩個突出問題:一、行政審批。當前,行政審批事項仍然較多、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低下,利用審批牟取私利的問題比較突出。加大力度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成為轉變政府職能的迫切任務。二、行政壟斷。從現實看,壟斷仍然是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也成為制約國企改革的重要因素。盡快破題壟斷行業改革,尤其是打破行政壟斷,已成為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課題。
中國青年報:政府應如何創新社會管理,向社會放權?
遲福林:從現實看,社會管理創新實質是政府管理的創新。面對社會利益主體與利益訴求多元化的趨勢,尤其是進入微博時代,以行政管控為主的社會管理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社會穩定和諧,還容易導致更多的社會矛盾。這就需要政府主動向社會放權,以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在公共服務領域向社會公益組織放權,調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公共服務供給;加快官辦社會組織、傳統事業機構的“去行政化”改革,由此走出一條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有機結合的新路子;建立利益協商對話機制,加強政府與社會的有效溝通,并使之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公共產品;構建社會和諧穩定的長效機制,重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建議盡快制定并出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國家規劃和具體行動計劃。
中國青年報:你認為,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的關鍵在于受權力結構不合理的掣肘。那么,政府應如何優化權力結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遲福林:深化政府機構改革,要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目標要求,把重點放在優化權力結構上。一、建立以大部門制為重點的行政決策系統。著力解決行政決策權既過于集中又過于分散的問題,強化各個部委的決策主體職能,以提高決策效率和質量。二、建立法定化、專業化的行政執行系統。建議結合事業機構改革,盡快提出行政執行系統建設的總體方案。三、建立權威性的行政監督系統。如何超脫于決策權和執行權,獨立實施有效的行政監督,需要提出總體設計以盡快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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