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以來，日本經濟似乎一改多年來的頹勢，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只是，對于安倍經濟學的效力能夠持續多久仍有不少疑問。但不論如何，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經濟實力仍不可小覷。

　　回顧歷史，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戰之后的廢墟上，在短短20余年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維持這一地位長達40余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對他國經濟科技情報持續不斷的搜集和吸收。換言之，日本經濟奇跡的背后，隱藏著日本經濟間諜的身影。

　　專題文字：黨建軍

　　偏好經濟情報盯住美歐科技

　　前中情局局長威廉·科爾比曾說，大多數國家都會開展情報活動，對日本來說，情報活動多數集中在經濟領域。一名美國前大使曾說，在冷戰期間，日本人從未將太多情報資源用于監視前蘇聯，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美國以及美國的技術。

　　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起，日本設立了科學情報中心，負責將從西方獲得的技術情報傳播給日企。

　　1962年，日本成立了一個特別教育中心，公開名稱為工業保護學會，實際上是一個培訓經濟間諜的機構，吸收商人參加，足以證明日本對經濟間諜的重視。

　　1987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報告稱，日本情報機構的兩大優先目標是有關外國原料包括石油和食品的情報和有關美國和歐洲技術與科學發展的詳盡情報。報告稱，所有日本情報機構80%的資源都用于美國和歐洲，集中于高科技領域;而日本間諜收集到的情報中85%~90%是經濟情報，其中絕大多數是專利技術。

　　比如，日本在美國經濟間諜活動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芯片產業。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起，日本政府和商界就瞄準這一產業。中情局估計，日本經濟間諜在這段時期內搜集了該產業70%的基線數據，到了1988年，在一兆字節存儲器芯片市場上，日本占了85%的份額，而美國的市場份額則銳減至8%。

　　或許，正如一名前中情局官員說，日本通過經濟間諜搜集和利用外國先進技術，變成了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

　　體系完整復雜企業像吸塵器

　　和美國等國相比，日本并沒有像中央情報局那種世界知名的間諜機構，但這并不妨礙日本建立和擁有一個最完整最復雜的情報體系。與大多數國家情報機構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間諜活動更少依賴正規情報機構，更多依賴非正規的龐大情報網絡。

　　在日本的經濟間諜系統中，通商產業省(現稱經濟產業省)堪稱基石;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是一大主力。

　　在1970年至1981年間曾擔任法國情報局局長的皮埃爾·馬里奧這樣評論日本的經濟間諜能力：“很明顯，日本一直在進行技術和工業間諜活動。我覺得日本通商產業省在所有國家都設有情報站，其職責就是情報搜集。”1982年接任法國情報局局長的皮埃爾·拉克斯特則評價說，日本通商產業省的情報搜集活動規模龐大，“搜集的內容令人難以置信。通商產業省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在全球的情報站每天向東京發回多達50萬條信息。”

　　1985年，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查爾莫斯·約翰遜教授提到，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在全球59個國家設有75個辦事處，其中25個設在“外國關鍵城市”，海外派駐間諜人數270名，東京總部則有1200名情報分析師，規模與世界級的情報機構相差無幾。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多數日本公司創立了自己的情報小組。

　　上世紀80年代，因曝光“水門事件”成名的美國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在《面紗》一書中這樣描述日本公司的經濟間諜活動：“實際上，每家日本公司的每個分公司都像真空吸塵器一樣，從技術和時事雜志上，從工業和科學會議上的學術報告里，甚至從晚宴或高爾夫球場上聽到的只言片語中搜集情報、數據、文件和文章。其中一些公司的情報活動非常頻繁，比如，三菱公司在紐約的情報人員坐滿了曼哈頓一棟摩天大樓的整整兩層。”

　　戰績輝煌：

　　曾竊取“星球大戰”資料

　　日本的經濟間諜活動利用日本派往美國大學的留學生和學者，搜集美國學術機構的相關科學技術研究情報。

　　上世紀80年代，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約翰遜稱，加州大學的日本留學生曾對他說，日本駐舊金山的領事官員要求他們報告有關生物科技研究方面的情況，加州大學在這一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1990年秋，麻省理工學院一名研究人員稱，一些日本留學生收到來自東京的命令，試圖滲入麻省理工學院一些實驗室的研究小組。

　　1999年6月，在美國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工作的日本學者芹澤廣明和岡本隆斯辭職回國，任職于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兩年后，美國指控這兩名日本學者從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偷梁換柱，盜走了一批與老年癡呆癥有關的基因物質，并交給其任職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

　　中情局前官員約翰·奎因曾這樣總結日本政府經濟間諜的活動：“大規模、精細、持續”。由于日本經濟間諜的持續高效活動，以至于有美國專家驚呼，日本人只花了數十億美元，就幾乎把西方所有技術都搬回日本了;而這筆錢僅相當于美國每年科研費用的十分之一。

　　日本跨國公司的經濟間諜還成功獲取不少中情局的絕密文件，甚至包括有關“星球大戰計劃”的絕密技術情報。

　　1985年，美國科學應用公司項目經理羅納德·霍夫曼將該公司為“星球大戰計劃”秘密研發的一套軟件程序以75萬美元的價格賣給日本跨國公司尼桑汽車公司、三菱電子、三菱重工和石川島播磨重工，這套軟件后來被用于日本民用航空計劃。

　　1982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在截獲三菱公司華盛頓分部發往東京的一份情報后進行了破譯和翻譯，結果令人震驚：這份情報竟然是中央情報局呈交美國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的有關兩伊戰爭的絕密級每日情報簡介。

　　掌握談判底線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克萊德·普里斯托維茨擔任美國商務部貿易談判代表期間，一直很奇怪日方談判代表為何知道美國代表團內就半導體談判存在分歧，而且對他的談判底線一清二楚。普里斯托維茨不知道日本官員是怎樣掌握相關情報的，但他和其他美國官員都猜到他們肯定遭到竊聽，每次要打重要電話時都到美國駐日本大使館內使用安全線路。

　　實際上，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國務院內部就擁有了自己的高級情報來源，這使得日本政府甚至比美國其他政府部門還要更早掌握美國在某些問題上的談判立場。

　　同一時期，對于在日本的美國商人來說，這種事實在司空見慣。一名美國商人稱，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貿易談判中，公司的安全小組堅持對其酒店房間進行安全檢查，結果在一個插座后面發現了竊聽器。后來，他們基本上避免在日本酒店里打重要電話，而且在他們看來，酒店的傳真機也處于日本經濟間諜監控之下。他們還猜想，當地清潔工和其他雇員都會搜集和偷竊情報，每到晚上，他們都會把機密文件鎖起來。

　　官商密切合作

　　在經濟間諜活動上，日本公司與政府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

　　1981年，日本日立公司從一名前IBM雇員手中獲得了一些垂涎已久的秘密技術文件——最新一代電腦308X系列部分設計資料，這是當時IBM 公司的最高機密。該案曝光后，被稱為“20世紀最大的經濟間諜案件”，美國輿論稱，對美國硅谷的攻擊不亞于當年對珍珠港的偷襲。

　　事后，數名IBM公司官員被捕，日立公司則通過庭外和解，以3億美元的代價了結了這宗官司。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案件中，負責此次間諜行動的日立公司間諜頭目是通過日本外交郵件系統向其在舊金山的下屬發送指令，而日本駐舊金山領事官員則奉命跟進該案。

　　日本經濟間諜的手法常常充滿欺騙性。比如，大名鼎鼎的日本NHK電視臺在幫助日本獲取美國生物技術公司的秘密技術方面就曾扮演了重要角色。NHK工作人員以拍攝紀錄片為名義，獲準進入幾家美國生物科技公司進行拍攝。

　　目前狀態：

　　新興大國

　　成重點目標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經濟間諜活動仍很活躍。

　　自2001年起，為了加強遺傳基因、納米技術等尖端領域的情報收集，日本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分別從大學及產業研究人員中挑選“合作者”。其中，文部科學省重點在基礎研究領域，選擇了1800人，經濟產業省著重于應用研究領域，要求“合作者”收集技術開發方面的情報。

　　作為日本科學技術的最高權力機構，日本綜合科學技術會議也與十幾名活躍在一線的研究人員簽訂合同，建立獨立的情報網，并委托民間咨詢機構調查主要國家科技戰略和政策的動向。

　　2003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成立“研究開發戰略中心”，中心主任由名古屋大學研究生院教授、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野儀良治擔任。通過各種數據庫、信息網及與私人聯系，該中心工作人員分析各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搜集各國正在實施的科研項目、最新成果，分析選擇日本需要重點發展的領域及應采取的措施等。

　　可以看出，日本的經濟間諜活動一直都有非常清晰的目標，在不同時期，確立不同的重點領域和目標。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重點是電子科技產業;隨后，目標轉向遺傳基因、納米科技等新興產業。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間諜的主要目標是美國和西歐等發達國家，現在，中國等新興大國也逐漸成為日本經濟間諜的重點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