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跟進

　　試圖踏準中央反腐節拍

　　十八大后，地方黨委政府試圖踏準中央對于反腐倡廉工作的節拍，與中央保持一致。一個最典型的案例是，在中央改進工作作風八項規定發布后，各地都先后出臺了落實八項規定的細則，并祭出了明察暗訪、公開曝光、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多種處罰措施。各地報章上有關當地高檔飯店門前冷冷清清的報道更是屢見不鮮，飯店業者抱怨不斷。

　　地方官員對于官員財產公開的積極表態則是呼應中央反腐倡廉工作的高聲宣示。在去年11月份的中共十八大和今年1月份的地方兩會上，官員財產公開毫無意外地成為熱門議題，諸多出席的官員被頻頻問及對于該項制度的態度，他們的回答也毫無意外地是：“如果中央有要求，我愿意帶頭公開財產。”

　　另外，傳媒學者也捕捉到，去年以來，尤其是十八大后，地方政府在網絡輿情的應對上改進不少。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張志安 (微博)注意到，從去年開始，地方政府開始更加重視網絡輿情了，“事情一鬧大，公權力部門就會馬上介入，納入到常規的組織程序里進行調查核實，然后再進行回應”。這一點在各地紀委表現得最為顯著。

　　張志安坦承，在應對網絡輿情的過程中，各地政府也更懂得如何避免網絡舉報全面開花以至于全面失守的地步，于是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策略。比如一定程度上鼓勵紀委開設政務微博，并開放私信功能，接受大家實名舉報。

　　以重慶不雅視頻事件為例，繼對雷政富立案調查之后，1月24日晚，重慶官方又將該市10名官員、國企高管免職。這批被集體免職的廳局級官員，均涉及不雅視頻。“只要當地政府對于涉嫌違紀違法官員迅速處理，不管這種處理是所謂斷臂求生還是痛定思痛都是一種進步，應當予以肯定。”張志安說。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注意到，與之前相比，十八大之后，有關部門對某起網絡舉報事件啟動調查的條件要寬松許多，“一旦轉發量達到一定程度，一些網絡名人和傳統媒體一轉，當地有關部門就會介入，事件就會得到很快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