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在說話:或許早就該變了，編者不變，讀者早變了。

　　@上海陳子善:其實《讀書》從創刊至今，已變過幾次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變是相對的，變是絕對的。所以這次如又要變，怎么變，會變成怎樣，目前下結論未免為時過早，且拭目以待。

　　@如是檻內人：花無百日紅，盛衰是自然事。但私心里還是希望《讀書》好好辦下去，在這個越來越浮躁的年代，有本好雜志不容易。

　　@幸運的出版狂客：未必是壞事，雜志社人事變動很正常。鄭勇編了很多好書，底子不錯。

　　■ 讀書人談《讀書》

　　2007年汪暉離職后，《讀書》雜志的定位和調整，也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新京報采訪了執行主編王焱與書評人黃集偉，他們直言了近幾年對讀書雜志狀態的看法。

　　王焱：離理想情況還是有一些距離

　　2007年至今，《讀書》雜志明顯的多元化。但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仍有很大不同，作者的隊伍主要是年輕人，表述上也差了一些。另外就是有些文章太長了，有的稿子有12個頁碼，我覺得，最長8個頁碼就可以了。文章太長，雜志就有些單調。另外還有一個悖論，《讀書》被列入了CSSCI，在上面發表文章，被很多大學和科研機構視為學術成果。但是，《讀書》是一個思想文化刊物，和學術成果和學術論文不是一回事。

　　應該說，這幾年，我們在文章的可讀性上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離理想的情況還是有一些距離。在新的時代，應該有新的努力，又有思想性，又有可讀性，評論還要到位，同時引導閱讀，這些實現得不太夠。現在應該摸索出一種新文體，清新、生動，適合時代語境，這需要作者和編者長時間的努力。但是，雜志又不能完全學網絡語言。《讀書》雜志的生命就在思想性，這一點什么時候都不能變。

　　黃集偉：面臨傳播媒介的巨大改變

　　這些年來，我一直堅持訂閱《讀書》雜志。我最喜歡沈昌文時代的《讀書》雜志，汪暉時代的《讀書》，學術性很強，2007年至今的《讀書》雜志，活躍度仍然比不上沈昌文時代。

　　我覺得，這些年的《讀書》雜志，面臨的是傳播媒介的巨大改變。打個比方，你以前看一場球，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球評專家怎么說，得到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鳴和共享。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你用手機和IPAD，馬上就能獲取。在思想文化領域，你關心某一個問題，沒有必要一定要等兩個月雜志出來，網上的言論和訊息的豐富程度，也不是雜志所能比擬的。

　　這也意味著，《讀書》雜志在我閱讀上的地位已經下降。站在讀者的角度，我不關心人事的變化，只希望雜志能多一些好讀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