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權力交接，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中共權力繼承和交接上所注重的最高領導人權力可以“平穩交接”的原則，有利于最高領導人“梯隊建設”的原則，以及防止任何個人權力坐大的“集體領導”的原則

　　西方派系政治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誤導學術思考和公眾輿論

　　2012年中共十八大最高領導層權力交接和過渡引發西方媒體和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評論，絕大多數評論都把新一代領導人的產生和人事布局視為派系斗爭和裙帶關系的產物，而不是看成是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權力交接制度化的表現，甚至把制度安排看成是派系權力斗爭和裙帶關系決勝的工具，把中國政治過程特點概括為“非正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和“裙帶政治”( patronage politics)。這種觀點和評論其實依據的是西方派系政治理論(factional politics theory)。

　　這種派系政治理論強調黨內派別之間的權力斗爭對政治過程的決定性作用和影響。各派系成員與派系領導者之間存在著職業歷史根源或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相互依賴、忠誠和上下級關系，派系領導者常常為了增強其權力或實現某種政治目的、政策、利益而與其他派系領導者結成聯盟，以達到各自可以接受的政治結果或分享權力的目的。因此，各派系之間總是存在著權力斗爭，以影響人事任命和政策結果。由此理論出發分析政治過程的學者認為，派系(factional groups)和裙帶關系(patron-client ties)是中國領導人選拔機制和政治過程中的最重要的、主導性的因素，派系忠誠度及其家庭背景影響著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選拔和晉升，從而維系中共政治的連續性、穩定性。

　　然而，這種理論對政治和政策制定過程的分析過于簡單化，忽略了制約和影響政治過程和決策過程的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如制度規則、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環境等。其實，這些關于中國政治的理論觀點和時政評論所依據的并非可靠和充分的事實根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憑借個人觀察和猜想誰屬于哪一派別，甚至根據網頁博客、傳言或并不可靠的所謂內部消息，來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 “識別”和“排隊”，不僅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誤導學術思考和公眾輿論。遺憾的是，不少人還是習慣于接受這樣的派系政治分析模式。

　　“派系”、“裙帶關系”對中國政治過程的誤讀

　　西方政黨政治中常見的政黨派系(factions或factional groups)通常指那種在其權力結構里形成了某種縱向的相對固定的權力利益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存在著某個派系領導者，追隨者與他具有相同的思想、理念、目標或明確的派系共同利益等，形成了某種政治派別的身份認同，并與其他政治派別競爭權力或分享權力。而在當前中國政治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非正式的、相對靈活和流動性很大的人際關系(personal relations)，而且一般是橫向為主的互助互惠的互動關系，并不是縱向的以某個領導者為首的派系關系，更沒有像中共歷史上出現的那些在黨內形成某些派別領導者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各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派系斗爭。所以，把這些“人際關系”及其個人看成固定的“派系關系”，不加區分地混淆起來，并把派系斗爭簡單地應用在當代中國政治分析上是很牽強附會的，并很容易產生誤導。另一方面看，把裙帶關系看成派系連接的紐帶并主導著中國政治過程和最高領導人的選拔和晉升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絕大多數新產生的領導人并沒有這種所謂的家庭裙帶關系或其他裙帶關系，在某個黨和政府機構工作的人并不能簡單地歸入某個派別或表明這個人對某個領導人有某種派別忠誠或裙帶關系。

　　其實，依靠派系和裙帶關系來實現中國統治者或上層領導人權力交接是最不穩定的政治過程，歷史上無數事實都證明了這個血的教訓。正是以史為鑒，上個世紀末，鄧小平還在世時，以他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為今后的權力交接做了相應的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中最主要的就是：進入中常委的年齡限制和最高領導人連任最多不能超過兩屆的規則。這些高層領導人權力交接的“制度性規則”(institutional rules),而不是所謂的“派系裙帶關系”，在后來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權力平穩交接中發揮著最為重要的作用。這些規則經過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權力交班的實踐已經逐漸制度化，并在黨內形成高度共識。雖然人際關系、個人品格和賢能等政治因素會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主導的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在任何政治制度和文化環境下都是一樣的。所以，依靠人際關系、裙帶關系、派別關系等概念為分析工具來思考中國領導人代際權力交接，缺乏準確性和可靠性，這些也是權力交接或權力繼承類型中最不穩定的因素和交接形式。

　　“制度性規則”在中共高層權力交接中的作用

　　如果從制度性規則(institutional rules)角度分析中共十八大最高領導人的代際權力繼承，就可以更準確、更客觀地分析其政治過程的各種影響因素，從而看出制度性規則的主導作用和決定性影響。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者在分析十八大最高領導人當選結果時，將原本期望很高的候選人沒有當選的原因歸納為“派系的輸贏所致”，而事實上，這種分派不僅沒有令人信服的事實根據，具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而且忽視了 “年齡限制”和“任期制”的制度規定對最高領導人繼承和交接的制度性限制和決定性影響。他們這次十八大沒有當選的更主要原因是，他們與其他人選相比還年輕，可以等待黨的十九大再進中常委，而在年齡上相對較大的，先安排進入中常委。在十八大當選的中常委中，到了5年后的十九大，只有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位領導人，根據年齡和任期限制，可以繼續擔任中常委，其他十八大中常委都將退休，從而為年輕一代領導人進入中常委提供機會，并為二十大最高領導人權力繼承和平穩交接提供制度和組織上的保障。

　　因此，中共十八大上的高層權力交接，并非像西方學界和媒體所猜想和推斷的那樣是“派系”、“裙帶關系”在起主導作用，其在制度上有鄧小平設置的規則可以遵循，特別是最高領導人“年齡限制”和“任期制”的制度規定，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中共權力繼承和交接上所注重的本屆黨和政府(十八大)與下屆黨和政府(十九大)領導人之間、黨的十九大與二十大最高領導人權力繼承上，可以“平穩交接”的原則、有利于最高領導人“梯隊建設”的原則，以及防止任何個人權力坐大的“集體領導”的原則。這也是從鄧時代以來的歷次交班過程都可以觀察到的制度設置所體現出來的三個重要原則。這種制度安排的好處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現由于嚴重的派別斗爭、裙帶關系主導而帶來的權力繼承上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出現上層領導分裂、不穩定或個人專權等問題，有利于權力平穩交接。

　　歷經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黨的十八大是鄧小平設置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交班制度的又一次成功體現，并將對今后權力交接同樣發揮重要影響。因此，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力繼承和交接是更加制度化了，制度性規則在政治過程中越來越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作者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副院長，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終身教授、中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