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2003年，隨著非典疫情防控的發展，很多新名詞走進公眾視野，“公共衛生”是其中重要的一個。人們問過，公共衛生是什么?這個詞語概念的一些重要涵義推動了非典防控攻堅戰。十年已過，“公共衛生”走到哪里?變化多少?公共領域、衛生事業，關系你我健康安危。特別報道《非典，十年回首》今天播出第五篇《公共衛生任重道遠》。

　　何劍峰：第一份“非典”報告的撰寫者

　　在廣州市郊，大型建筑群周邊還是農田綠地，2003年非典之后，地方政府撥款5億在這里建立了廣東省疾控中心新大樓。

　　何劍峰是這里的首席專家，作為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他與“非典”早有交集，他是“非典”第一份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的撰寫者。報告的原稿，何劍峰就放在辦公室，他邊讀邊講關鍵性字句。

　　何劍鋒：有一定傳染性，有人傳人現象，可能通過接觸或者是遠距離空氣傳播的傾向，目前沒有有效的可靠的治療，病原體方面搞不清楚……

　　2003年1月18號，何劍峰被派去中山市，四人一組做流行病學調查，當時只知道可能是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正要爆發。防護措施簡單，卻要和病人面對面，除此之外，還得一一追溯發病前病人的具體行蹤。

　　何劍峰：什么時候到哪里，吃過什么東西，跟誰接觸過。關鍵是我要調查幾個源頭病例，我發現兩個源頭病例都是廚師，調查這個人從哪里來的，有沒有些野生動物什么的，因為他們都已經是躺在那里插著管了。

　　何劍峰連夜形成報告上報廣東省衛生廳，沒有紅章沒有嚴整格式，但報告被領導親筆批示。

　　何劍峰：真正見文字的報告，比如說，非典考慮病毒可能性大，在我的第一份報告里完整展示出來了，基本上考慮人傳人，當然，寫得比較謹慎，“有限”人傳人。

　　報告建議病人就地治療，但何劍峰說，因為當時人們對公共衛生沒有太明確的概念和意識，轉院成了當時的非典病人幾乎一致的訴求。這就意味著疾病的傳播范圍可能進一步擴大。何劍峰說，最該做的事，居然做不到。

　　何劍峰：所以我們確實也都非常地無奈，法律滯后，就在中山的時候，我最惱火的是轉院。我知道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至少病人我知道他有問題，我管理他，就地隔離治療!這是最傳統的，但是我居然做不到!

　　曾光：他們為什么聽我的

　　同是2003年早春，在北京，曾光正在指導他的學生做流行病學調查，那時疾病還沒有被命名為“非典”。作為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一線調查的重要一站就是非典疫情較重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曾光：實際上我們到人民醫院的話我是帶著思想去的，現在我那些學員有時候都猜不透我，曾老師你現在怎么搞調查?這么嚴重的情況，你不可能挨著個給人發調查表吧，生死關頭啊那是，非常慘烈啊里頭。很多醫務人員帶著病在堅持工作，我們進去以后主要第一個是給他們精神鼓舞。第一次調查組進病房，他們會把真實情況告訴我們，我要的就是這個，我要的就是人民醫院感染的真實情況、嚴重程度。我就在考慮這個醫院關不關，不關能不能堅持下去。

　　在抗擊“非典”過程中，曾光有幾件給公眾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一是建議關閉北大人民醫院并得以實施，一是作為公共衛生專家到中南海講非典防控。讓高層采納自己的意見，曾光這樣解釋“他們為什么聽我的”。

　　曾光：他們為什么聽我的，可以這么說吧，是不謀而合。第一是他們特別需要公共衛生專家，他們也在探索，到底面對的事怎么辦，為什么流行這么大，控制不了，他們非常想請教專家，但是請教誰?我是一個比較幸運的讓他們認識的人。

　　“非典”帶來公共衛生事業重大轉折

　　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之初，公共衛生專家，甚至流行病學調查者有自己的無奈和判斷，十年過去，感受依然真切。十年之后，公共衛生事業改變了什么?還有多少可期?

　　2003年抗擊非典，有人說這是公共衛生事業邁步一躍。在中國疾控中心，曾光把2003年4月看做一個轉折點。

　　曾光：最大的進步是在SARS中度過的，SARS的前半截和后半截就不一樣，如果說時間點的話是四月二十號，零三年四月二十號是個轉折點。

　　轉折之后，公共衛生改變了什么?除了“信息透明”，曾光更看重的還有更多。

　　曾光：不僅僅是透明的問題，有很多比透明化更深刻的問題在發生變化。比如說公共衛生公有制的問題，我覺得在SARS之后這個在扭轉，公開、公平上也開始有所進步，比如說城鄉兩元化享受的公共服務一樣嗎?不一樣，城市流轉人口的話跟城市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務不一樣嗎?

　　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操作上，在廣東省疾控中心工作的何劍峰感受得很具體，比如對傳染病防控來說至關重要的流行病學調查。

　　何劍峰：以前的話，這方面就是靠師傅來帶。第二，不規范，人員素質也參差不齊，現在經過培訓之后有一套完整的規范，有一種這樣的思路，有一個流程，現在基本上可以說，我們是一個團隊，在技術方面，應該說跟國際的距離不會差很遠，甚至基本上是同步的。

　　而公共衛生突發狀況的報告，也有新的制度規范。

　　何劍峰：這個應該叫橫向到底縱向到邊，所謂縱向到底，就是中央到地方，到下面的鄉鎮，比如說，我是某個鄉鎮的醫生，我只要發現有傳染病，我一報告，就往上面報了。橫向到邊，就是這個系統，不但只是覆蓋衛生部門的，還有很多突發公共事件都會搭進來，包括所有的醫院，各行各業的醫院。

　　公共衛生事業之路還很長

　　十年回首，何劍峰說起2003年做非典流行病學調查的很多細節，他說此時回想就像昨天。

　　何劍峰：所以非典應該是我們整個工作經歷中最值得懷念的一段時間，十年后再回想，就像昨天一樣，什么時候干什么，就像過電影一樣。

　　他認定“非典”給公共衛生事業帶來了收獲。

　　何劍峰：非典之后給我們帶來最大的財富，至少，尊重科學，相信科學，是一個法寶，第二，我們要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廣泛參與公共衛生事件。

　　公共衛生事業獲得進步，如果再來大規模傳染病，我們抗不抗得住?曾光打了個比方，就像森林起火，大面積過火應該不會。

　　曾光：像森林著火似的，當時那種條件一著一大片，現在我們的監視哨都干嘛，你著一棵樹我們就給你滅了，頂多是著幾棵樹，再了不得了著個幾十棵樹，那是最嚴重的，我看幾十棵樹的可能性都不大。

　　對中國公共衛生事業而言，十年前的非典是場“大考”，在公共衛生從業者看來，路還長。

　　曾光：中國不是公共衛生大國，SARS只是從上到下上了一堂公共衛生課，一堂課就算再精彩影響再深，一堂課而已，一堂課就能畢業嗎?但SARS以后確實很大的進步，但這種進步離及格還有距離。我覺的一堂課畢不了業，還得上多長的實驗課，我不知道。

　　有人把2003年的“非典”防控看做“公共衛生”事業重要里程碑。一晃十年，公共衛生事業也經歷諸多發展、變化。這個春天，H7N9禽流感疫情突如其來，疫情防控、疾病診治，公共衛生事業再迎大考，各方合力，用時間和實踐交上答卷，公共衛生，路還很長。(劉黎 王嫻 鄭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