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這使我國人口紅利問題再次成為熱點。自2010年達到峰值后，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這兩年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也開始提高，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已現。

　　“這是規律性現象：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必然發生，經濟增長速度也將不可避免地從超常規轉為常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有所作為。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等改革措施，都將有效延長人口紅利。”蔡昉說，“目前仍然存在諸多體制性障礙，妨礙生產要素供給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潛力的充分挖掘，通過在重要領域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可以獲得制度紅利。這種制度紅利可以直接轉化為潛在增長率的提高，不僅足以抵消未來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對潛在增長率的負面影響，而且可以使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平衡和可持續。”

　　戶籍制度改革和推進新型城鎮化，可緩解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再次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會上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等。“戶籍制度改革和推進新型城鎮化，都將立竿見影地獲得制度紅利。”蔡昉說。

　　在蔡昉看來，現在的戶籍制度，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徹底轉移到非農產業。有些農民工是就近打臨時工，同時兼顧務農;有些是部分家庭成員出門打工，部分留守農村。目前只有3000多萬戶農民工是舉家外出打工，而這部分農民工也并不是穩定勞動力，他們隨時有可能因城市就業及生活沒有保障而重回田間地頭。

　　戶籍制度改革和推進新型城鎮化最明顯的好處，是幫助農民工解決后顧之憂，從而令城市獲得穩定的勞動力供給。蔡昉說：“一方面，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大幅度提高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供給，緩解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激勵，可以提高勞動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此外，農民工在城里安家立業，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對改變我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需和投資需求的不平衡狀況也有好處。”

　　“有些人擔心激勵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可能會影響農業生產，我認為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蔡昉說，“糧食供給是否有保障，和多少人在務農并不成正相關關系。未來糧食供給的保障是農業現代化和以規模化生產為前提的勞動生產率提升。”

　　提高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延長人口紅利的一個重要途徑

　　除增加勞動力供給外，還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延長人口紅利。

　　蔡昉說：“從就業結構上看，這兩年農民工就業情況最好，這反而給延長人口紅利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很多孩子上完初中就出來打工，有些甚至初中沒有讀完，就謊報年齡打工掙錢了。這使得農村孩子受教育的時間縮短了，影響了勞動力素質的提升。”

　　“為什么在一些國家延長退休年齡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而在今天的中國這卻并不是一個選項?就是因為國外從24歲到64歲各個年齡段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基本一致，而中國的特點是以前經濟不發達、人們受教育程度不高，現在60歲左右的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是無法滿足目前勞動力市場對技能需求的。”蔡昉說，“從這個角度上講，提高勞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延長人口紅利的一個重要途徑。”

　　蔡昉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大力促進教育公平，以及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等，這些都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從而延長人口紅利。“應當想辦法延長孩子們的受教育年限，吸引他們讀高中、讀大學，進行終身學習深造，甚至可以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將高中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中。”蔡昉說。

　　“按照現行趨勢，2011年至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會明顯低于過去的30年，可能會在6%—7%之間。如果此間每年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將帶動經濟增速提高0.88個百分點;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幾乎可以帶動經濟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蔡昉說，“在人口紅利方面，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堵墻，而是一個通途。”(作者： 蔡昉)

　　《人民日報》( 2013年11月25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