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網上發布行政權力清單”、“陜西高陵官員上電視曬房”、“安徽宿州書記市長帶頭登報承諾杜絕紅包”……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各地興起了一波新的廉政改革嘗試。

　　這些新的嘗試究竟能否遏制腐敗?它們有沒有全國推廣的可操作性?它們是否只是“一陣風”?中國青年報記者訪問專家探究：地方廉政創新，成色幾何?

　　六成創新集中在“廉政建設”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被公開報道的17條地方改革新嘗試中，廉政方面的有11條，占到六成以上。此外有4地推出戶籍制度改革舉措，兩地作出信訪制度改革。

　　目前廉政的新探索，包括廣東、河南、廣西、陜西、安徽、浙江、青海、湖南8個省份，涵蓋政務公開、官員財產信息公開、嚴管三公經費、輿論監督、公共服務領域向社會開放等內容。

　　其中，最“多管齊下”的當屬廣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后第二天，廣東省紀委重申“公務通信不得挾帶賀卡”，9天之后，廣東省人民政府發文要求鐵路建設融資向社會投資者開放。

　　創新，不只是省級自上而下的。11月20日，佛山市引入第三方評估新聞發布工作;緊接著的21日，廣州市依托市政府門戶網站和各部門網站，開通了“廣州市規范行政權力公開運行”專欄。這個專欄里公布了包含387項行政審批職權、3138項行政處罰職權的“行政權力清單”，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政治學教授肖濱認為，廣州市的舉措具有示范效應。“廣州在優化審批程序之后，進一步公開行政權力清單，有助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是可以向全國推廣的。”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表示，在約束政府部門的自由裁量權方面，廣州的嘗試并非全國首創。

　　他介紹，早在2010年，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已下發《北京市城管執法系統實施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一覽表(草案)》， “避免了同案不同罰的現象發生”。

　　最有“服務精神”的，當屬廣西多部門陸續廢除“學習不對外辦公”制度這一條新舉措。

　　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反腐專家何增科介紹，不對外辦公在全國很普遍，“但是拿著納稅人的錢，在工作的時間不正常辦公，顯然不合適。內部學習不應當占用給公眾服務的時間，所以，廣西的舉措符合建立服務型政府的題中之義。”

　　他認為，廣西各部門率先邁出這一步，值得推廣。“這個推廣起來并不困難，政治學習時間應該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

　　走向更公開的不只廣東、廣西，還有湖南的紀檢部門。

　　“@三湘風紀 向廣大網友問聲好!”11月20日9時，湖南省紀委省監察廳正式開通官方微博，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建國發出第一條微博向網友問好。網友“一粒小種子”寫下期待：“讓民眾擁有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這種公開的姿態，得到了學者的認可。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何兵認為：“信息公開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如果信息公開不到位，那政府信譽就會出問題，面臨公眾的譴責。”

　　一些廉政舉措，則被專家指出了不足之處。

　　對于安徽宿州書記、市長帶頭登報拒絕紅包的舉措，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認為，當地領導的“道德示范意義大過推廣價值”。

　　他分析：“因為這種公開示范缺乏實際監督，只是自我道德的一種標榜、要求，能否達成這一承諾，完全靠個人的道德約束。”

　　對于青海“省級領導換公車需選擇國產品牌”的新規定，何增科認為：“提倡用國產車也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應該鼓勵。但同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么避免對已有公車的浪費，再去采購。”

　　電視曬官員財產，能推廣嗎

　　并非所有公開嘗試，都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直接“催生”的。

　　比如河南周口市的“電視問政”，已試運行了近一年，網友就在近期為其叫好。

　　“每兩周一期，周四晚播出，每次35分鐘。”這個時間被不少周口市民牢記。今年1月以來，已有16名市直單位的“一把手”接受這樣的“現場直播”。其中，不乏一把手“被問得直冒汗”的情況。

　　而陜西高陵縣的做法告訴人們，電視不只可以用來“問政”，還可以用來“曬房”。

　　11月11日，高陵縣紀委下發通知，全縣19名黨政“一把手”依次在電視、網絡上，面向全縣30萬人，介紹廉潔自律及配偶子女基本情況。同時，監督投訴熱線也被公布，群眾可以監督和舉報。

　　“此舉完全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何增科表示，“會議中也提出，對新起任的領導干部個人事項信息公開進行試點”。

　　早在200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市就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首批55名官員進行財產申報試點。

　　但從阿勒泰到之后陸陸續續試點的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寧夏銀川和青銅峽，雖然各地具體操作有較大差異，但結果卻非常相似——未能繼續推廣。

　　對比此次陜西省高陵縣推出的新舉措，周志忍認為，比此前其他地區的試點有三點進步：“一是公開范圍擴大了，包括了官員配偶、子女的信息;二是公開的渠道不一樣，通過電視公開述廉，更能引起大家關注;三是影響受眾范圍也擴大了，不會讀報、上網的百姓也可以看到。”

　　但學者們也指出了電視“曬房”的局限性。

　　“與國外采用官員填寫公用報表的方式相比，電視公開官員的信息是否真實、全面，觀眾無法核查，老百姓沒辦法拿著視頻去查。”周志忍說。

　　他建議，老百姓可以申請官員簽字的電子版信息材料，這樣便于追查、留底。“官員信息公開，如果能統一表格、模板，讓老百姓知道，可以通過什么渠道、什么理由去查詢，更具實效。”

　　何增科提出，除了“比較有轟動效應”的電視亮相外，各地還可以嘗試其他公開方式，“比如在政府網站或政府公報上公開”。“政務公開如果和個人利益、家庭利益有密切關系的，信息公開就有抵觸心理，這是人之常情，但也恰恰需要加大力度。”

　　周志忍還提出，“涉及人數少”也是電視公開官員財產信息的局限性。

　　他認為，在一個縣級單位，具有獨立審批權的干部都應該信息公開，“最少也有一兩百人”。“而高陵縣僅選出19名干部，可能讓老百姓認為其他官員有問題，不敢公開信息，這樣對增加政府公信力并無好處。”

　　學者們認為，“電視公開官員財產信息”的方式并不能普遍適用。

　　肖濱指出：“在有限范圍里，通過電視直播的形式，有一定優點，但要推廣到地級市等更大范圍，目前還存在一些困難。”周志忍舉例：“一個縣級班子，副處級以上干部有20多個，科長、局長人數更多。”

　　王文章則質疑，電視公開只是“作秀而已”。

　　“如果沒有制度化，就幾個官員公布財產的話，那有多少意義?老百姓見多了試點，也很可能不相信。”王文章說。

　　網絡嚴控“三公經費”，能持久嗎

　　同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人們才再次關注浙江樂清市的“三公網絡監督平臺”。

　　從今年8月以來，這個平臺包含的是該市“三公”——公務接待、公費外出、公車節假日報備和運行定位的申報、審核、審批、監督，每個干部都要報上菜單、賬目明細。它還和公車的GPS定位系統相連，是否違規用車，也隨時可查。

　　何增科認為，舉措的意義在于“它給官員發出了信號，起到了威懾作用，提供了監督官員的一個新渠道”。

　　“現在有很多社會熱心人士密切關注政府上網的信息，對每一筆政府支出流向是否合理，會提出判斷。如果政府愿意自己公開信息，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種態度，愿意接受社會的檢驗和公評。如果公開的信息經受住了公眾和社會的檢驗，那么，政府會贏得老百姓更多信任，有助于形成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王文章還表示，“三公”信息公開得有一個前提——“公開得要徹底、細致、具體化”。

　　“現在有的政府部門采取比較模糊的方法，只給出大概數，老百姓不知道三公經費具體怎么花的。而像樂清這樣，把每天的吃喝、幾個人參與，都發到網上，方便群眾更好監督”。

　　周志忍則明確表態，“我不認為這套制度能持久。”

　　他舉了一個例子：四川省巴中市白廟鄉是第一個搞“三公”經費全部公開試點的。“吃一頓飯、抽一盒煙，接待誰都有，但是搞不下去了，原因是整個大環境，上一級的人來考察，也不敢吃飯，連一根煙都不抽。地方是很廉潔，但是大環境不是這樣，沒人愿意去公開消費的地方，最后改革試點也無果而終。”

　　肖濱則認為，這符合網絡公開的大方向，存在推廣可能。“網絡公開可以隨時查到，與電視不同，有助于民眾對政府‘三公’經費的監督，這個推廣空間更大。雖然不能設想一個舉措就能遏制腐敗到什么程度，公開總比不公開好。”

　　周志忍介紹，5年前，內蒙古某縣也在搞“三公”經費改革，他認識其中一名領導。“改革初始一兩個月，大家都覺得如釋重負，沒有必要迎來送往，喝酒接待”。但三四個月后，就出現問題了，“由于不接待，很多職能部門不愿意來，就沒有人緣、人氣和關系，一些額外資金和項目審批就批不下來”。

　　最后堅持了八九個月，“不僅僅是額外靈活申請的項目資金申請不下來，明確規定給當地的資金也拿不下來，有關部門一直拖延不給。”

　　“就這樣堅持了一年，最后縣常委開會說：‘這一年損失比較大，我們要加大接待力度，把損失補回來’，于是，馬上恢復得比過去更加厲害。”周志忍說。

　　制度化了，地方改革創新才不是“一陣風”

　　學者們在受訪時表示，“三公”信息公開、官員財產信息公開的方向是正確的，地方也進行了不少“大膽的嘗試”，而下一步就是“制度化”。

　　“現在官員信息公開還不是法定義務，哪些人要公開，不公開需承擔什么責任，都應該具體規定。”何兵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周志忍也表示：“公開的渠道是次要的，關鍵是‘公開官員財產配偶信息’能不能作為一個制度留下來，如果是為了爭改革的‘風頭’，過幾年就沒有了，這樣的作用不是很大。”

　　周志忍認為，現在“三公”經費公開問題在于“是靠一陣風”。“有些地方抽一包煙都公布，有些就馬馬虎虎，最后往往是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不下去了”。

　　對于各地試點很難持久的現象，王文章認為是“普遍存在”的。“改革涉及利益群體，他們會抵制、反抗。比如，對上面的規定做一些變通，打折扣地執行，變相地消極拖延等，想當然地為自己撈利益。但我們要從制度上把這種私欲控制住，讓他不可能鉆空子，才是一個好的改革方向。”

　　因此，學者普遍認為，公開“三公”經費應該走向法治。

　　“有了由下至上的探索之后，應該由上至下出臺具體實施政策，明文規定統一模板，分級別公開，公開哪些信息，隱瞞信息受到什么處罰等等，才能真正走向落實。”周志忍說。

　　“首先政府得有決心，權力要在陽光下運行。同時，還應建立健全《預算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律的配合機制，明確規定‘三公’經費必須公開。”王文章說。

　　最后，何增科的一席話，對今后的改革活力給予了期望：“35年改革開放，出現一個比較讓人擔心的現象，就是改革的動力在衰減。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在國家層面上，改革更加煥發活力，各個地方也都積極推動政府創新。各地政府的創新，對于增加社會活力是很有幫助的。”(記者 莊慶鴻 實習生 楊雪 項云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