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殺妻案庭審現場。這一案件掀起新一輪情感糾紛殺人
“罪輕一等”的爭議。圖片來源：新華網
 

　　這一話題并非新話題。近幾年，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它都會隨著一起最新案件進入公眾視野而被重新提起，爭議一段時間后歸于沉寂，直到下一個輪回。南京這起案件判決后，在網絡上，對死緩判決也是有贊有彈。名為“@箱子魚”的微博對判決做了善意理解：“我在想，是否法官從母親已經沒了，如果爸爸也沒了，這個小娃就瞬間孤兒了的這個角度考量的?”而實名認證的作家“@沙歟”則提出質疑。他認為，兇手“并沒有法定從輕情節，卻直接把‘婚姻家庭糾紛’當作了從輕的依據。這是個惡例，盡管不是首例。”

　　今天，筆者試著比較全面地梳理其中的法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從宏觀層面對這一話題進行關注，無意也無力對個案判決是否適當作出評判。

　　“罪輕一等”：現實與例外

　　在《“婚姻家庭糾紛”該成為“免死金牌”嗎?》一文中，筆者列舉了一些近年來媒體報道過的案件。這些案件的共同特點，一是案件發生是罪犯喪心病狂的結果，被害人并無過錯。比如，北京一中院判決的宋立明案，對被害人先掐脖子再用鼠標線勒最后用刀砍，僅僅因為“感覺女友對他冷淡”;廣州市中級法院判決的莫日來案，罪犯攜帶菜刀從海南趕到廣州將前女友砍死，原因僅僅是對方違反“三個月內不能交新男朋友”的約定。第二個共同特點是，罪犯均被判處死緩。

　　2011年7月15日《南方周末》有關李昌奎案件的報道，佐證了殺害親屬可以得到相對輕緩判決的事實：“近年來，各地高院都有一些針對婚姻家庭糾紛引發的命案，作出過死緩判決。比如子殺母、夫殺妻、弟弟殺哥哥等等。”

　　在李昌奎案中，被害人之一(另一被害人是其年僅3歲的弟弟)曾和李昌奎談過戀愛。在二審由一審死刑改判死緩引發質疑之后，二審法院向社會解釋改判理由時，也曾將這一關系作為改判的依據：“最高法院要求，對因民間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鄰里糾紛引發的案件，適用死刑要十分慎重。”(來自上述《南方周末》報道)。

　　當然，并非每個殺害親屬的罪犯，都有被從輕發落的“幸運”。包括浙江殺妻科學家徐建平、殺害情婦的山東省濟南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段義和在內，一些因情感糾紛殺人的罪犯被執行死刑。檢察官楊濤在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了北京一個案例：2007年12月，因猜忌妻子有外遇，北京男子吳某勒死妻子后焚尸滅跡。一審法院以“吳某能夠如實供述犯罪行為，且其家屬賠償了被害人親屬部分經濟損失”及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為由，對吳某判處死緩。檢察機關抗訴認為，對于發生在家庭內部針對親人的犯罪，僅僅因為是婚姻家庭中引發的案件就從輕處罰，不但與法律精神不符，對被害人也是極大的不公平。北京高院認定抗訴有效，二審改判吳某死刑，并得到最高法院的核準執行(2011年7月22日《揚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