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敏向淄博有關部門提出申訴，收到過5份正式的官方答復
 

　　一年多時間里，她得到了5份正式答復。官方在答復中稱，有“報到證”不等于有“事業編制”;勞動合同因“缺乏權威機構認證”，無法認定為偽造。同時，勞動合同還被官方反復用來證明，張敏認可了“事實勞動關系”。但按當地一位曾多年主管畢業生分配工作領導的說法，“報到證百分之百地證明有事業編制”，是“干部”身份。這是一個“鐵證”。有關律師表示，企業未在工商局登記注冊，沒有營業執照，就是不存在的企業，其簽訂的勞動合同應視為“無效合同”。目前，張敏還在四處奔走，尋找自己“丟失”的身份。

　　失去的“干部”身份

　　7月中旬，北青報記者在淄博見到張敏時，她正準備按信訪“規矩”，到濟南向省政府提出復核申請。顯然，淄博官方的答復沒能說服她。

　　感覺自己事業編制的“干部”身份出了問題，是2012年底的事情，之前她認為自己只是因“編制凍結”而沒有轉正。一位同事對張敏說：“你還是畢業分配過來的?”張敏答：“是呀。”那天夜里張敏失眠了，她發現很多人在網上發帖說，畢業分配過程中魚目混珠，有偷梁換柱的、有截留編制的，還有竄改身份的。半夜3點，她把丈夫叫醒，聊起自己身份的事。

　　1996年底，19歲的張敏從山東省青島工藝美術學校畢業。學裝潢設計的她，拿著蓋有山東省教委、淄博市人事局和組織部門4枚紅色公章的“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報到證”，到淄博市青少年宮報到上班。奇怪的是，后來她的檔案里只有報到證的復印件，沒有原件。

　　當年，有關部門的一份文件特別提到，1996年“增干指標仍主要用于接收軍隊轉業干部和國家統一分配的大、中專畢業生”。那年是“高校畢業生招生分配新舊體制并軌前的關鍵一年”，國家仍計劃安排機關、事業單位凈增加干部55萬人。

　　查找資料，收集文件，找人咨詢，張敏確信自己應該是有事業編制的“干部”。2013年3月25日，她向淄博有關部門提出申訴，要求還她事業編制的“干部”身份。

　　張敏曾參加過3次專門會議，收到過5份正式的官方答復。

　　官方答復對“報到證”的真實性沒有異議，對未妥善保管原件表示了歉意，但拒絕了張敏恢復事業編制“干部”身份的要求。理由是派遣與編制無關，持“報到證”到單位報到，不等于有“事業編制”，不能證明是“事業單位編制內人員”。“報到證”上的公章，只是有關部門履行正常程序，其次，在有關部門的“編制實名制臺賬中沒有申請人的信息”。

　　對此，當地一位曾分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領導認為，答復的說法不能成立。用這位人士的話說，報到證“百分之百”地證明有“事業編制”，屬“干部”身份。這是“鐵證”。他說，直到1999年之前，有“報到證”就是干部，肯定有編制。接收單位自然增加一個編制。“報到證”就是命令，接收單位不會以無編制為由，拒絕接收。

　　據了解，山東省搞“編制實名制”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張敏說，1998年她見習期滿后，沒被“轉正”為干部，后來的實名制臺賬里當然不會有她的信息。用后來的事情證明以前的事情，這讓她哭笑不得。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報到證”不等于“事業編制”的說法，官方答復并未給出相關依據。張敏提供的一份未具名的答復則讓人看不懂，前面說“大中專畢業生派遣手續與事業編制身份無關”，后面又承認張敏1998年1月提出申請，經考核、批準，辦理轉正定級手續，“系干部身份”。張敏難道是個沒有事業編制的“干部”?

　　張敏的“報到證”上顯示，她先是被派遣到“淄博市化輕工業總公司”，后來被改派到“淄博市青少年宮”。

　　誰“偽造”了十年合同?

　　在官方答復張敏后她才知道，“青少年宮科技咨詢服務社(以下簡稱‘服務社’)”曾和她簽訂過一份十年的勞動合同。時間是1996年12月31日至2006年12月30日。官方的答復中說，這份合同是2001年補簽的。

　　張敏記得1998年2月12日見習期滿后，單位曾讓她填了一份《高、中等學校畢業生見習期考核鑒定表》。在“工作單位”一欄里，讓她填“市青少年宮咨詢服務社”。當時她還挺納悶，但人家說“我讓你怎么填你就怎么填，大家都是這樣填的”。她覺得自己該轉正了，但此后再沒人提她轉正的事。

　　張敏完全不記得自己跟“服務社”簽訂過十年的勞動合同。2001年時，她在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進修，不可能簽訂這份合同。張敏當時提出，這份勞動合同是偽造的，要求進行筆跡鑒定。

　　官方答復對筆跡鑒定的要求未置可否，只說這份合同“是否是本人或委托其他同事或其家人親朋代簽，難以斷定”;“在缺乏權威機構認證的情況下”，“無法僅憑張敏說法就認定合同偽造”。

　　一位曾在青少年宮工作的老職工回憶說，2006年前的青少年宮沒有簽勞動合同這一說，她也沒跟青少年宮簽過什么勞動合同。

　　曾任青少年宮業余藝校校長的王寧和曾任青少年宮辦公室主任的司曉軒，都是在編人員，不用簽勞動合同，對簽訂勞動合同的事情沒什么印象。在司曉軒的印象里，當年的領導不大可能跟員工簽什么勞動合同。2001年到2006年間，曾任青少年宮主任的朱曉紅說，她任職期間“人員凍結”，記不起是否有簽訂勞動合同的事情。

　　“服務社”存在嗎?

　　據官方答復，“服務社”是1992年經當地政府部門批準成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服務社”是否存在，答復中至少有三種前后不一的說法：一說，“服務社”因故“注銷”;二說，“服務社”“后更名為‘淄博市青少年宮科技文化中心’”;三說，“‘服務社’未到工商部門進行登記，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可以的”(此說法出現在張敏提供的一份無具名答復中)。

　　北青報記者在“淄博青少年宮志”看到，當年有關部門批準成立的是“服務部”，而非“服務社”。與答復中說法有一字之差。一份青少年宮提供給有關部門的文件中稱，“服務社”“營業執照丟失，未年檢，已被注銷”。

　　張敏曾到淄博市工商局查詢，在工商局的企業信息登記里，沒有“服務社”、“服務部”的任何信息。北青報記者隨張敏再次到工商部門查詢“淄博市青少年宮科技咨詢服務社”信息，工作人員告知，查詢不到，該企業如有“變更”或“注銷”，應該都可以查到。工商部門提供的“淄博市青少年宮科技文化中心”登記情況顯示，“原企業名稱”一欄空白，也就是說，該企業沒有“變更”過企業名稱。

　　顯然“服務社”沒有申辦過“營業執照”，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企業。奇怪的是，“服務社”居然還為名下員工繳納了“企業養老保險”。按規定，辦理繳納養老保險的企業必須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有關人員對此也說不清。

　　有律師認為，一個“有名無實”的企業，與勞動者簽訂的勞動合同，應視為無效合同。北青報記者發現，官方答復中為證明“服務社”的存在，列舉了多項證據，卻唯獨沒有工商部門的證據。

　　“事業編制”被截留?

　　2014年6月30日是張敏勞動合同終止的日期。單位不斷催促張敏簽新合同。張敏很糾結。她不想再簽新合同，不想讓人再次“證明”她又認可了自己的“工人”身份。不簽新合同，意味著失去工作，失去微薄的收入以及深愛的事業。

　　官方答復中稱，張敏在18年的工作中，先是與“服務社”簽訂了十年的勞動合同，此后又三次與青少年宮科技文化中心簽訂勞動合同。這說明張敏已與用人單位“形成事實勞動關系”。2013年3月前，張敏從未提出過異議。

　　張敏記得，1997年1月7日，是她到青少年宮上班第一天，被分到業余藝校當美術老師。見到校長王寧時，王寧問她：“知道我是誰嗎?”張敏老老實實回答：“不知道。”王寧大笑著說：“我是你的領導”。

　　張敏說，在業余藝校一直工作到2001年。后來又在青少年宮的書畫院、美術書法部工作到2011年。2011年至今，在青少年宮科技文化中心工作，一直都是美術老師。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青少年宮的一名合同工。

　　1997年1月7日第一天上班，張敏就被要求繳納5000元“建宮基金”。不到20歲的中專生服從了。母親一直為她保留著“收據”的原件。

　　1997年底，張敏見習期快滿了。一天領導在會上說，當時有3個編制，符合條件的人很多，怎么辦?一是交9萬元給少年宮，二是無償貸款20萬給少年宮。張敏當時想，自己是國家統分來的學生，這事跟她沒關系。再說，父母都是農民，不可能拿出這么多錢來。后來她沒有如期“轉正”，實在憋不住去問領導，領導說“凍結編制”了。

　　在一份1998年1月10日的“定級審批表”中，張敏被定級為“7級技工”，成了企業職工。張敏說，當年沒有填過這份“定級審批表”，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定級為技術工人。“定級審批表”里她的學歷是“大專”。張敏說，當年2月12日填考核鑒定表時，她才告知單位拿到了“大專”文憑，填了“大專”學歷。此前單位沒人知道她是“大專”學歷，可見“定級審批表”是后來別人補填的。

　　王寧和司曉軒都向北青報記者證實，張敏當初就是分到青少年宮業余藝校當美術老師，但沒人向他們了解相關情況。王寧說他完全不知道張敏定級為工人之事。

　　張敏還發現，她被定級為“7級技工”的當天，單位兩名合同工的名字，從企業職工繳納養老保險的名單中減除了。合同工的名字后來出現在青少年宮“在編”人員名單中。

　　張敏認為，她的“事業編制”被截留了。她成了“合同工”，別人成了“在編人員”。官方答復一再用這些合同證明張敏認可了自己的“工人”身份，這讓她很受傷。

　　“內部方式”轉正未果

　　1996年張敏中專畢業三個月后，自學考試獲得了山東輕工學院裝潢設計大專文憑。2000年張敏在中央美術學院進修了一年的油畫專業。六年后的2007年，張敏通過函授獲得了山東理工大學美術學本科畢業證書。2011年張敏又在山東理工大學，獲得美術學碩士學位。同年她拿到了“中教一級”的職稱。

　　2007年后的張敏成了淄博市青少年宮的獲獎“大戶”。這一年還曾出任青少年宮美術書法部副部長，為青少年宮的創收也立下了汗馬功勞。

　　王寧對張敏的評價頗高。司曉軒說，張敏的學生很多。領導曾多次表揚張敏的“創收”業績。張敏也不諱言，她一直默默努力為的是感動領導，讓她有機會恢復“干部”身份。張敏曾一直認為自己沒能“轉正”，是努力得不夠。

　　張敏說她曾經有過“轉正”的機會。2008年考上研究生后，她向領導匯報這個“喜訊”時，領導希望她畢業后留在青少年宮，到時可以用“內部”方式，讓她成為事業編制人員。條件是，每周六、日張敏還要完成教學任務，每年完成指定的“創收”指標。

　　可惜事與愿違。張敏研究生畢業后，青少年宮曾有編制指標，但張敏必須和別人一樣參加公開招聘，通過筆試才能進入面試階段。張敏在筆試前三個月才知道這個消息，筆試內容的范圍很多是她不曾接觸過的。結果，她離面試分數線只差4分，無緣面試。

　　7月21日上午，北青報記者在淄博青少年宮見到了韓其東主任，后者對張敏申訴事業編制干部身份一事作了回應。不過韓其東表示，他與北青報記者只是交流溝通，如果上級機關批準，他可以正式接受采訪，并提供相應材料。

　　韓其東的上級機關向北青報記者表示，因張敏的事情目前還在信訪程序中，暫時不便回應采訪。

　　張敏在其信訪材料中稱，2013年11月她曾打電話給青少年宮原人事科長曲寶蘭，了解她分配轉正之事。曲答復她說是按領導指示辦的。21日記者致電曲寶蘭，其家人稱曲外出了，立秋后返回，沒有其他方式與曲聯絡。記者 王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