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挨著這些佛像坑的，是已經確定為唐代晚期以來修筑的羅城西墻。唐代詩人杜牧，用一首《江南春》再現了南朝時期對佛教的崇拜：“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朝時相對“偏安”的成都，是我國南朝造像出土最多、保存相對完好的地方，當時的盛景可見一斑。

　　80余件佛像個別造像有貼金

　　距離寬窄巷子僅200米的這處遺跡鬧中取靜，整個發掘區面積約500平方米，為期3個多月的發掘工作中，共清理出灰坑8座和水井2口，出土瓷器、陶器、石造像、建筑材料和錢幣等一批重要的生活遺物。

　　出土遺跡中，最重要的是兩個灰坑，考古隊的工作人員也稱它們為佛像坑。其中編號“H6”的灰坑內出土了30余件石刻殘件，其中羅漢頭像較多，時代多屬唐代。編號“H3”的灰坑內發現石刻佛像約50余件，有單體佛、菩薩、天王像，也有背屏式組合造像，其中一件背屏式造像有南朝“梁天監十五年”發愿文題記，是1498年前，所有人為他的亡父亡母所造。還有一件單體倚坐式托塔天王像，被成都市考古隊工作人員評價為“在國內極為少見”。

　　這些造像均為紅砂石質地，個別造像外有貼金，雕刻精美，“彌足珍貴”。從初步判斷結果看，這批造像的時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間，且多數造像屬于南朝時期，從坑內伴存出土的瓷器判斷，H3的埋藏時代在五代至北宋初。

　　造像刻題記提供考古依據

　　西漢末，佛教傳入我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發展達到第一個高峰期。南朝與北朝在我國南方、北方長期割據為政，從文獻可知，南朝當時屬于佛教文化中心。但與北朝豐富的造像遺存相比，南朝佛像存世稀少，目前已知的多集中在四川地區，又以成都規模最大，然而現在能看到的總數也不超過80件，且很多造像的出土缺少科學考古發掘依據。

　　但一件造像題記“梁天監十五年”則為大家打開了一扇窗，公元516年成都處于南朝梁武帝統治下。這位梁武帝也算是位“傳奇”的皇帝，他信奉佛教，曾經3次出家為僧。梁武帝前期提倡學術發展，使得南朝梁教育發達，文化發展強盛。到了梁武帝后期，由于他信奉佛教，僧侶不用賦稅，近一半的戶口記名其下，國家財政蒙受重大損失。研究佛教理論使得他沒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現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

　　近年來首次大規模出土南朝佛像

　　萬佛寺、西安路、商業街、窄巷子……成都此前出土過南朝造像的共有4個地方。成都市考古隊工作人員易立說，此前發掘時間都較早，是在建城過程中破壞后的“搶救性發掘”，而此次屬于“主動出擊”，是成都近年來首次大規模出土南朝佛像。此次出土的數十件南朝造像，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和層位關系，為學術界進一步認識南朝造像藝術提供了新資料。

　　成都博物院佛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雷玉華曾寫到，成都從漢末佛教傳來之初到南朝末年情況非常特殊，在南朝統治的264年中，它有一半時間不在其控制范圍內，從未完全歸屬過南朝中央，在民族和文化傳統上與甘隴地區的關系比與中原或南朝中央地區更近，因此成都地區與中原及建康地區實際是3個并立的文化區。在成都佛教思想和造像特點都兼容了南北不同的地方特色，藝術表現手法非常多樣。

　　80余件石刻佛像 藏于唐代古城墻邊

　　值得一提的是，遺址區東部，還有現存的一段城墻體，南北長約45.5米、最寬處約23.5米，最高處約6.7米，2012年進行考古勘探工作后，這段城墻也被確認為屬于唐代晚期以來修筑的羅城西墻。城墻對于遺跡的保護至關重要，城墻及護城河外側，遺跡堆積狀況較差，但是城墻內側保存卻較好。而此次出土的80余件石刻佛像及殘件就“藏身”在這里。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專門從事佛教考古的張雪芬說，南朝經濟的發達，讓成都的佛教文化也相當興盛。此次在下同仁路發現大量佛像，說明這里曾經有過規模宏大的寺院。

　　12月15日，這批出土文物已經送到了位于金沙遺址博物館內的成都文保中心的“保護與修復中心新實驗大樓”中，進行整理及修復。

　　記者 王浩野 攝影陳羽嘯

　　延伸閱讀/

　　成都的9段老城墻1

　　五丁橋南邊、北較場西北角的老城墻，長約百米，是在原來的遺址上重建恢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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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五丁橋的轉角往東走，北較場的北邊，有一段很完整的清代城墻。還有一個抗戰時所建，用于報警的城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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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安北路后面嬌子苑樓盤內，40多米長、結構比較完整，還有上下城墻的石梯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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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惠門的錦都里，當初修建時特意立了一個小碑，是西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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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里西路的北面，還有斷斷續續的1000多米的老城墻殘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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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蓮池街4號院內，還有幾十米明顯的殘墻，幾幢住宅樓就建在殘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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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門附近的王家壩后街，也有一段老城墻遺跡。這街就修在殘墻上，比旁邊要高3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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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路與實業街交叉口處一段長約30米、高約9米的老城墻。抗日戰爭時期城墻內挖了個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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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段殘墻在青蓮上街，有可能是明代城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