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難民危機爆發以來，筆者一直不由自主地關注和感到不安。因為2008年秋筆者去希臘開會，曾親眼見到難民問題對歐洲社會來說是多么棘手和難纏。

　　記得雅典衛城腳下的老城區，聚著三三兩兩的難民，他們面色黝黑，神情陰郁，既沒有收入，也沒有合法身份，給當地治安帶來了不小壓力。這一帶街區白天警車長駐，晚間當地一些居民不敢出門。

　　然而有了合法身份就有了希望嗎?有一天我住的旅館外突然擠滿了抗議人群，原來他們都是獲得合法身份的難民，是到旅館旁的政府移民機構來要工作和面包的。然而希臘社會失業率本來就居高不下，年輕人甚至近半數無業在家，外來移民的涌入不等于是雪上加霜嗎?

　　西方社會一直有一種輿論，鼓噪中國即將崩潰，大批難民流向他國。誰曾想，這種難民沖擊的場景出現在了歐洲，但不是由東往西，而是由南往北;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西方或放手進行軍事干預，或推波助瀾顏色革命的北非和中東地區。

　　無數拖家帶口的難民隊伍漂洋過海，逃往遠方的歐洲，憧憬著安定的生活。在這場人道主義災難中，難民令人同情，歐洲的陰影般的現實擔憂可以理解。上百萬難民的到來，需要解決衣食住行，需要滿足生活需要，勢必會占用當地社會的生存資源。一旦扎下根來，移民社會會把原有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有意無意地復制過來，產生與歐洲本土社會的文化是融合還是隔閡乃至碰撞的問題。而且，這是歐洲歷史上近幾百年來未曾遭遇的大規模難民流入，難民雖然幾乎一無所有，卻能沖破各國邊境、海關，所到之處，歐洲國家不堪重負，苦不堪言。

　　當然，匈牙利是個例外，其強硬做法遵循了主權至上、國家利益至上的傳統國際政治原則，而不太顧及歐洲輿論的壓力。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先也曾當場回絕巴勒斯坦女孩的請求，表示“德國無法收容所有難民”。但默克爾隨即態度大變，敞開國門接納大批難民，以至于有難民入境時高舉默克爾畫像，把她稱為“圣母”。可默克爾剛剛改口幾天，德國社會就出現了不支持的輿論。一半德國人認為，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是個錯誤。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和外長施泰因邁爾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持續每年都接收并融入超過100萬難民”，警告難民問題“可能撕裂我們的社會”。德國地方政府甚至因不堪難民潮重負而要控告默克爾。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經常被人們思考的問題：一國之領導人，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如何把握好本國利益和一般道義之間的關系?一個懷著夜鶯般美好愿望的政治家，適合做本國利益的守夜人嗎?這樣的思考和質問未免殘酷，不過我們應該承認，在當今時代，民族國家仍然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捍衛本國利益固然需要，卻不可因此置別國于災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人多年來用武力干預、“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把中東變成了戰亂之地和馬蜂窩。歐洲人也認為中東現在是最弱的時候，誰都可以在它頭上扔炸彈。他們卻沒料到，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百萬難民涌入歐洲，不是短期避難，而是要世代扎根。這種始料未及的局面是由于歐洲的失算還是美國的陰謀造成的呢?各種說法都有。

　　在筆者看來，根子還是要到西方殖民文化的傲慢心態和虛幻的天賦使命感中去尋找。正是這樣的西方文化基因，帶來了中東北非地區國家的戰亂和動蕩，使得數百萬難民和歐洲社會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且，中東國家的現代基礎本來就薄弱，一旦部族、教派沖突重起，和平、統一、繁榮前景就難再現。遭殃的是當地百姓，而為這種人道主義災難埋單的則是整個國際社會。 (作者系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郭小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