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飯經濟與春節購物潮的經濟學分析（圖）
再過兩天（2月14日），人類歷史上又一次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運動將在古老的東方稍事喘息。
這一天就是大年初一。在意涵“月窮歲盡” 的除夕之后，人們像風箏般回到線的原點，休整之后重新出發等待下一個年度輪回。
這是一個民族的成長儀式，隱藏在這個充滿向心力、融合力的儀式背后的，是這個民族久遠的生存密碼。如是大規模參與這個儀式本身，始終不曾缺乏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的解讀，自然，也包含經濟學。讓我們順著這條遷移隧道，擷取點綴其中的丁點物事，做一番泛經濟學意義上的狂想。
“暴食經濟”與社會承載力
最先牽動人們神經的莫過于“春運”。這個獨具中國特色的名詞，據考證，其現代意義上的概念，1980年才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但其誕生至今，給人所帶來的逼仄感卻是“一年勝似一年”。它見證了中國在急劇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經濟人文變遷，與之相伴的詞匯常常包括“買票難”、“運力緊張”、“鐵道部”、“黃牛”等。
同樣具有年度詞匯魔力的還有“春晚”、“購物潮”。像“春運”一樣，這些詞匯背后所折射出的“暴食經濟”，正是春節這個特殊時間段所設置的獨特經濟現象——前后各半個月的時間里，人們把需求和供給的經濟學博弈演練到了極致，而這段時間一過，一切則魔幻般煙消云散回歸正常。
在這種需求與供給的博弈中，短暫時間龐大的需求刺激了供給，同時也考驗著這個供給鏈條的有序運作而不致于部分或全部失靈。“春運”背后是對運輸需求的急劇膨脹，這條需求曲線給了供給以極大壓力，作為主要供給方的鐵路部門正是壓力的承載者，“買票難”等衍生詞匯就是供給不足的代名詞。
“春晚”體現的則是13億多人民的娛樂需求。當數億家庭除夕夜坐在電視機旁時，這一需求所“瞬造”的影響力足以讓奧斯卡、格萊美遜色。這是“春晚”造星的魔力法寶，也是供給方央視的壟斷價值和供給壓力所在。“春晚”和“春運”的相似之處都在于，當供給不能充分滿足需求時，關于壟斷、漲價利弊的爭論都會甚囂塵上，“山寨春晚”、“飛的”、“拼車返鄉”等替代名詞也隨之相伴而生。
“購物潮”卻有些不同。由于需求和供給的分散和相對充分競爭，對之的批評則散見于個別貨物質量和服務態度上。由于這種非官方的對物資和服務的急劇整合分散，不亞于戰時，故在利益這根弦的牽引下，保障傳遞鏈條暢通的物流、金融、倉儲等的安全有序正體現著這些部件的承載力。對承載力的考驗正是“暴食經濟”的獨特魅力。“暴食經濟”之前是檢驗現有機制或新機制的度量衡（如果擔心一項新事物能否經得起檢驗，不妨放到春節期間進行），之后則是全國性的經濟休克，人們停下手頭的經濟活動回歸家庭重溫親情，伴隨這些的是另一些民俗和儀式。
“鞭炮經濟”與酒神精神
放鞭炮和煙花就是這些標志性儀式中的一種。小小的鞭炮和煙花，不夸張地說承載著一個民族的記憶。“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唐·劉禹錫）、“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宋·王安石）是唐宋文人的節日喜慶；“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魯迅）卻是現當代志士的悲壯酸楚。
歷史演繹到當下，鞭炮的物理化學變化和經濟解讀卻絲毫未變：硝酸鉀、硫磺、木炭等添加成份佐以紙張加工而成，再經過燃燒這個化學過程釋放出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氣體和金屬氧化物的粉塵，其看似正面的產品就是五顏六色的光和噼噼啪啪的聲音。
站在效用論的角度分析，為滿足光和聲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需要承受污染和危險等副產品。而對另一些消費者來說，光和聲的正面效用其實也是噪音和視覺污染。一些人效用的最大化，恰恰是另一些人效用的最小化，這也正是近些年部分城市爭吵禁鞭炮的現實原因。即使對主動消費的人們而言，制造鞭炮的目的也正是為了毀滅，這看起來是多么的不經濟。那么，能用其他可以發出類似光和聲的物品代替嗎？
這樣的替代品并不鮮見。但現實是，替代品的魅力遠不及正品。燃放者，正是從爆竹自身的毀滅中獲得快感和享受。效用最大化的代價是毀滅，這多少暗合了古希臘文明中所謂的酒神精神。潛藏悲劇意蘊的酒神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也在契合著中國的現實——有多少瑰寶毀于一旦，又有多少凄美的故事在歷史的長廊里回旋！
正如魯迅所言，火藥的另一功用是制造槍炮，而槍炮則意味著戰爭。人類發展總是伴隨著浪費和戰爭，秩序的破壞與重建是永恒的話題。而如果換一種思路，可否借燃放爆竹這樣的游戲姿態消解掉戰爭的誘發因素呢？不知道是否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燃放爆竹這種儀式對我們這個民族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尚有較大的價值，就不會輕易地被新的儀式所取代。
“年夜飯經濟”與和諧之道
燃放完爆竹，就要開始吃年夜飯。今年照例有酒店年夜飯價格高但質量難以控制的爭論，部分地方也有不得乘機炒作抬高年夜飯價格的行政指令。媒體報道稱超七成的家庭選擇在家吃，但那三成已足以讓年夜飯預訂火爆。
年夜飯的價格和質量同樣是個供給與需求的問題，當需求過旺時，只要充分競爭（與石油電信不同，餐飲業向來不缺乏競爭），供給者就有權力抬高一定價格來平衡與需求的矛盾。沒有人會把價格抬高到逼退目標客戶的程度，同時客人選擇除夕夜外出享受也肯定會核算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價格太離譜，相信寧愿選擇在家自己做。
年夜飯價格高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一些競爭者選擇了臨時退出，原因是也要“回家過年”。隨著春節臨近，你會發現暫停營業的飯館也越來越多。這一現象同樣可以在菜場和建筑裝修工地看到。臨近年關，不少市民突然發現附近菜場經常供應一級香菇的老王小李不見了。當時針指向除夕那天時，市民長年生活的這座城市便顯得空空如也：公交地鐵乘客寥寥，小商鋪理發店關門大吉，街邊擺地攤的大姑娘小伙子也不見了，只剩下聯華可的等便利店通宵長明……生活一下子不方便起來，而且這種狀況每年都要持續近半月余。
生活便捷度的降低，與年夜飯經濟中部分競爭者選擇退出有著同樣的事實邏輯。要獲得與之前同等的便利，消費者就要付出更大代價——多付鈔票或選擇替代品。便捷度的回升，則有待這些競爭者重新回到競爭的行列。
更進一步，這還是個索取與付出的大課題。市民為貪圖便利向外來競爭者索取更多的產品和更舒適的服務，需要承擔一定的索取成本；城市為了自身發展利用外來務工者，自然也要付出管理難度增加和市容維護費高企等代價。周邊環境變壞、隨便亂擺攤有礙觀瞻、就業壓力增加、教育資源被分散，甚至衣著雜亂的盲流增多等，就是這些付出的部分表象。畢竟，這些新來者也和其他人一樣要維持個體的生存和發展。
這是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的若干縮影，解決的根本之策就是共同進步共同富裕，盡可能消減投射在個體之上的經濟、區域和文化差異。這是長治久安之本，也是理想國的應有之義。（許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