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大代表的“紅黑人生”
一些地方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一種政治待遇向所謂的“致富能人”傾斜，其實是一些干部政績觀異化的表現，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傍大款”
已過知天命之年的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亮肯定沒想到，在縱橫江湖二十余年后，自己的命運會在今年發生突變：從一個頭頂“人大代表”等多項榮譽的“民營企業家”被打回原形——還原為一個靠高利貸、色情業、綁架勒索、殺人越貨等手段瘋狂斂財的“黑老大”。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在網上，不少重慶市民都引用香港黑社會電影中的這句經典臺詞，作為億萬富豪陳明亮落馬的注腳。
在重慶近來掀起的“打黑風暴”中，陳明亮等一批戴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光環”的富豪紛紛落馬，這些“流氓大亨”黑白通吃的情形讓人觸目驚心。重慶公安機關稱，一些黑惡組織已有“合法”外衣，以商養“黑”，以“黑”富商。黑社會分子，不僅手段兇殘，而且已通過各種手段滲透入許多行業，通過敲詐、“放水”（高利貸）等手段非法斂財。黑惡組織僅“放水”就放了300多億元，是重慶全市財政收入的1/3。
陳明亮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重慶檢察機關向本刊記者披露，陳明亮等人自2001年開設大世界酒店云夢閣夜總會以來，先后糾集部分刑釋解教、社會閑散人員，以創辦經濟實體為掩護，通過開設夜總會、洗碼公司、放高利貸等非法手段瘋狂斂財，共計數億元人民幣。為了爭奪勢力范圍，確立自己的強勢地位，采用報復殺人、故意傷害等暴力手段為組織造勢，并瘋狂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暴力刑事犯罪行為。采用暴力、威脅手段，針對企業老板這一特殊群體，多次實施綁架、敲詐勒索、強索債務等違法犯罪行為。
人大代表意外落馬
從擁有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來說，陳明亮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擁有億萬身家，頭頂“重慶渝中區人大代表”、“重慶市古玩商會會長”等多個光環。
1976年，陳明亮高中畢業后進入重慶長江儀表廠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他南下深圳經商，后回到重慶發展。其創辦的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是重慶“渝中區民營企業五十強”之一，經營項目涉及儀器儀表、房地產開發、建筑材料等領域。
由于喜愛古玩收藏，陳明亮被稱為“重慶最大古玩商”。2005年，他投資1.4億元在重慶市渝中區打造了面積3萬多平方米的重慶泰古三峽古玩城，目前年銷售額達到5億元。在房地產領域，陳明亮也引人關注。他拿下了重慶江北區的一黃金地段，建造了集酒店式國際公寓、酒店式甲級寫字樓、五星級大酒店于一體的“世紀英皇”項目。該建筑最大高度181.8米，成為片區“地標”項目，頂層設有直升機停機坪。該項目2007年9月開盤，目前對外售價約為9500元/平方米。
陳明亮的落馬純屬意外。今年6月3日，重慶江北區一寶馬車主在小區內被人槍殺，警方投入大批警力進行偵辦。6月5日，警方獲悉有涉案的犯罪團伙隱藏在渝中區大世界酒店內，立即突然襲擊，將正在房間內聚眾賭博、吸毒的陳明亮及其黨羽當場抓獲，并從陳明亮及其隨從所在的客房和其使用的車內搜出毒品和大量現金、管制刀具。在報經渝中區人大常委會批準同意后，公安機關對這名渝中區人大代表執行了刑事拘留。
重慶檢察機關也證實，犯罪嫌疑人陳明亮等人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一案，是由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區分局于6月5日在查處發生在重慶市渝中區大世界酒店的聚眾賭博案中發現的。
以暴力手段樹立“江湖地位”
大世界酒店，是地處重慶市中心解放碑步行街入口的一座四星級酒店。云夢閣夜總會是這家酒店的一個“亮點”，不少重慶人都知道這里“好耍”：小姐多，可“嗨藥”（吸毒）。政法機關的調查也表明，該夜總會長期進行組織、容留婦女賣淫及容留他人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
但這個娛樂場所的功能不僅僅于此，它還是陳明亮團伙的活動據點，組織內部議事、工作安排和吃喝玩樂等都在此。誰要侵害這個根據地的利益，都會受到嚴厲報復。一次，云夢閣夜總會的一個“媽咪”（老鴇）跳槽到另一夜總會，該組織立即對其實施報復，砸其場子。
據政法機關調查，陳明亮團伙為了爭奪勢力范圍，確立自己的強勢地位，采用報復殺人、故意傷害等暴力手段為組織造勢，先后在重慶市大渡口區、九龍坡區、渝中區、渝北區等地，瘋狂制造故意殺人案件2起，殺死2人、故意傷害案件2起，致重傷2人、輕傷1人。
為了讓成員效忠組織，死心塌地賣命。陳明亮等人將非法聚斂的不義之財，部分用于組織成員生活、娛樂所需以及支付組織成員“工資、福利”、對犯案獲刑的組織成員及其家屬的“安撫費”、對受害者的“封口”費等開支。
團伙成員王勇供述，2008年春節發了5萬元、2008年國慶節發8萬元、2009年春節發20萬元等；王勇出獄后，在2005年4月-2006年12月間，該組織向王勇提供生活費5萬～6萬元；2005年7月，王勇等人傷害何某后，該組織提供3萬元生活費供王勇等人躲藏，并拿10萬元讓王勇給付何某作為“封口”費。不僅組織成員犯了事有補償，連其親屬也會得到照顧。龍翔、唐璽因殺人服刑后，其父母每月還可以領到該組織發放的“生活費”5000元。
“高利貸+暴力收債”賺取暴利
2008年4月14日，重慶一資產上億的知名房地產開發商向陳明亮借高利貸250萬元，約定每月20萬元的利息（8%）。后因開發商未按時付息，陳明亮安排手下人去收賬。從2009年2月開始，陳明亮的“馬仔”多次到房地產公司收賬，派人24小時緊跟該開發商，將其軟禁在辦公室近一個月之久，并對其毆打。后來，該開發商連本帶息先后支付給陳明亮440萬元，還欠135萬元。
檢察機關調查表明，像這樣通過“放水”牟取暴利是陳明亮生財的重要手段，而且其目標專門針對企業老總這一特殊群體。采用暴力、威脅手段，利用組織的強勢地位，對企業老總實施非法拘禁、強索債務等違法犯罪行為。
除了放高利貸外，陳明亮還吸納一些建筑老板加入其團伙，讓他們打著企業的招牌，介入土地、房地產開發市場進行非法競爭。比如，在土地出讓市場，陳明亮就讓其團伙內的建筑企業參與競拍，故意抬高地價，采取各種手段脅迫想獲得此地塊的開發商支付其“退出費”。
2006年，某開發商看中了重慶一地塊，陳明亮團伙內的兩名建筑企業老板立即參與競爭，哄抬價格，迫使開發商接受條件：支付4000萬元，他們就退出“競爭”。一周內，該開發商支付了1300萬元后，拿不出錢了。陳明亮等人就安排手下“馬仔”以開發商欠其債務為由，頻繁到開發商辦公場所擾亂其正常經營秩序。最終，該開發商不得不將一塊土地作價2700萬元抵押給他們。一位房地產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像這種手法在土地招拍掛中屢見不鮮，開發商對這種明搶的行為深惡痛絕，但又無可奈何。
操縱澳門賭場誘騙老板輸錢
為牟取暴利，2006年，陳明亮等人合資1200萬元到澳門賭場開戶洗碼，組織大批重慶老板到澳門賭錢，以賭博為手段進行敲詐，涉賭金額達數億元人民幣，獲得洗碼費上億元人民幣。
據調查，陳明亮對在澳門洗碼公司具有絕對控制權，組織成員聯系到澳門賭博的賭客必須經過陳明亮的同意才能拿到籌碼，陳明亮專門安排手下在澳門負責接待賭客，并隨時報告賭客輸贏情況，規定誰聯系的賭客就由誰負責將賭客所欠賭債收回。據陳明亮交代，洗碼費都是由介紹人和參與賭博的人平分的，洗碼費賭場按贏金額的千分之九點五劃到他的賬上。
到澳門賭錢的重慶老板，幾乎個個掉進陳明亮設下的陷阱：不僅輸得一塌糊涂，還欠下一屁股債。
2008年國慶節開始，陳明亮的手下就不斷約老板彭某到澳門賭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條龍服務。后彭某到澳門一賭場賭“百家樂”，由陳明亮拿碼，陸續欠下陳明亮賭債1700多萬港幣。陳明亮手下就通過威脅手段強行索取賭債，彭某被迫通過陳明亮“擔保”，向別人借800萬元（6%息），先還了800萬給陳明亮。此后，陳明亮手下繼續通過威脅手段要求彭某還錢并強行索取高額利息，彭某無奈只好以房產作抵押，在典當行借了600萬元高利貸，付了400萬本金及192萬元的利息給陳明亮。
有的老板因為還不了錢，還被陳明亮團伙非法拘禁。2008年10月，一位列重慶“私營企業五十強”的老板去澳門賭博欠賬后被扣押，陳明亮到達澳門后，安排手下將該老板押回重慶，逼其還錢。回到重慶后，陳明亮的馬仔將該老板看押在酒店達4天之久，該老板后無奈先后支付所欠賭債三個月的利息150萬元。
據本刊記者了解，有的老板還因此陷入困境，甚至多年創下的基業也毀于一旦。重慶一客運企業老板被陳明亮團伙“邀請”到澳門玩一玩，結果先后欠下600萬元賭債。在陳明亮等人的威脅下，該老板被迫賣車，不僅交出成渝線9輛客車的經營權，還抵房貸款。
“黑老大”為何“紅黑通吃”？
陳明亮落馬后，重慶市民以及企業界拍手稱快。
隨著陳明亮的倒臺，他的一些舊賬也被翻了出來。政法機關調查發現，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陳明亮就已經有諸多違法犯罪事實。比如，1998年9月，因陳明亮在賓館的電子游戲廳被公安機關查處，他懷疑是趙某舉報，并以此為由，采取威脅、暴力毆打手段，敲詐趙某現金10萬元。同樣在1998年，陳明亮欠受害人周某裝修費20萬元，周某找他要錢，反被陳明亮打成輕傷。
“要是在陳明亮黑社會組織還沒有形成氣候的時候就打擊處理，就不會養虎遺患，更不會讓其坐大形成氣候。”一名法律界人士說。
一些社會人士指出，陳明亮劣跡斑斑，群眾反映強烈。但其不僅沒有受到查處，還當選為人大代表，戴上“紅帽子”搞黑社會的勾當，的確值得讓人反思。
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前黑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千方百計拉攏腐蝕黨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尋求“保護傘”。一些黑惡犯罪頭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外衣，加緊向政治領域滲透，尋求“政治庇護”，危害執政基礎。
在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中，落網的“黑老大”中的一些人都頭頂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光環”。如在公路客運、房地產開發等領域“以黑養商”的黎強是重慶市人大代表，壟斷重慶豬肉市場的王天倫是重慶大渡口區政協委員。
這引起社會各界的憂慮和關注。重慶著名律師周立太認為，當前，一些地方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一種組織安排，作為一種政治待遇，向所謂的“致富能人”傾斜，似乎掙錢多，能納稅就一俊遮百丑，而做代表委員最重要的民意基礎反而成了可有可無的指標。這其實是一些干部“GDP崇拜”和政績觀異化的表現，是另外一種“傍大款”的行為。只有把好代表委員“入口關”，充分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才能消除“以紅養黑”的土壤。
（黃豁 王曉磊 羅在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