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達文
周達文(1902--1937年)，俄語名邱貢諾夫，漢族，鎮遠縣氵舞陽鎮人。父周英曾留學日本，擔任過中國駐日外交官。達文本名達定，在鎮遠上小學和中學，1920年春舉家遷到北京與父親同住，用二哥達文的中學畢業文憑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遂更名達文。11月，達文出席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次會議。中國共產黨誕生后，達文由青年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往來于北京、上海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并為黨中央翻譯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往來的文件、信件。1925年，達文受黨中央委派，任赴蘇學生臨時支部書記，率150多名青年由上海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達文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教務和翻譯，曾就中國革命的有關重大問題寫信向斯大林求教。1927年4月9日，斯大林給達文回了信(這封信以“給邱貢諾夫的信”為題，選人《斯大林全集》第九卷)。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學發表長達三個小時的講話，達文擔任翻譯。7月，達文調入列寧學院，任中國部負責人。1932年，調到伯力地區，擔任中文報《工人之路》總編輯。1937年蘇聯開展大規模“肅反”，王明伙同康生誣告達文等人為“托派”、“間諜”。7月，達文在伯力被捕，12月遇害，當時年僅35歲。1985年，中共貴州省委組織人員對周達文的歷史進行查證，完全否定了王明等人誣陷給達文的罪名。1987年4月，中共貴州省委上報中共中央組織部，12月1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復，為周達文平反，恢復榮譽。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作出杰出貢獻的周達文蒙冤50年后，終于昭雪。
周達文故居
周達文故居亦稱“周公館”，位于鎮遠縣衛城和平街南側，原系周達文祖父周炳元于光緒初年修建的住宅，其父周瑛承繼祖業，周瑛1905年留學日本�；貒螅螄裾v日參贊、領事。后為外交官。周達文故居占地1250平方米，是一座四合院，四周為高大的風火墻，內設前后天井，建有前廳后廳和廂房。前廳大門掛有伍修權同志書寫的“周達文故居”金字匾。正堂中央安放著周達文大理石塑像，左邊為居室，有古式木床、木柜等；右為展覽廳，有圖文并茂的展板和展柜，較詳細地介紹了周達文生平和中共鎮遠地下支部，還展出了斯大林寫給周達文的信、周達文的自傳和中共鎮遠地下支部成員的像片等。周達文故居也是中共鎮遠地下支部舊址。
“邱貢洛夫”周達文[轉載]
20世紀20年代，在蘇聯西伯利亞的哈巴諾夫斯克（即伯力），有一份宣傳革命的中文報紙，名為《工人之路》，他的總編輯是符*邱貢洛夫，他曾為斯大林做中文翻譯�？墒�1937年以后，這個邱貢洛夫突然消失了，再沒有人提起他的名字。《斯大林全集》出版后，又有人開始注意到這個邱貢洛夫，因為在第九卷中有一篇《答邱貢洛夫的信》。既然斯大林親自給他回復信，而且作為珍貴文獻收入《全集》，顯然是個重要人物。第九卷中還有一篇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中國留學生的報告，做翻譯的也是邱貢洛夫。邱貢洛夫是誰？除當時和他一起的人外，很少有人知道。他被歷史湮沒了整整半個世紀，到了1987年才開始揭開邱貢洛夫的謎。邱貢洛夫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秀黨員，名叫周達文，邱貢洛夫是他在蘇聯使用的扼腕名字。從中共中央組織部為他昭雪平反的文件中，人們才知道這個邱貢洛夫是貴州鎮遠人。
周家在鎮遠是個有頭有臉的人家，住在衛城和平街南側的一個答宅子里，人稱“周公館”。這個公館好生氣派，占地250平方米，有前后兩個院落，四周的封火墻有9米多高，看去肅穆典雅，深邃幽香。從門樓一望便知是個大戶人家，門框用精細琢磨的青石條嵌成，兩側有雕花的枕石，漆黑的兩扇門上有扣環鋪著。在單檐單坡垂花門樓下有粉底橫額，朝街的一面楷書“汝南世第”，表明是中原的望族。背面篆書“循中蹈和”四字，道出循規蹈矩，以和為貴的家風。院落結構嚴謹，門樓，正廳，后廳布置在一條中軸線上東西有廂房，均衡對稱。房屋一樓一底穿斗木結構建筑，正廳廂房，相互連通，形成“走馬轉角樓”。門窗有鏤空花格，堂屋擺設有八仙桌，太師椅，壁上有字畫，書卷氣很濃。
祖父周炳元在光緒初年就修建了這所公館，他的父親在這里成家立業，他的青少年時代也在這里度過。父親名叫周瑛，考中秀才后不久便廢除了科舉，有幸到日本留學，做個國民政府駐日本的長崎參贊，領事，以后便在外交部供職。他有四個兒子，長子周達宣，次之周達文，三子周達定，四子周達時。達宣隨父到日本，病故東瀛。達文入仕途，做過八寨（今丹寨），威寧縣長。周家怎么會有兩個周達文呢？原來，這個邱貢洛夫原名周達定，讀中學因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抵制日貨，被學校開除。后來去報考北京俄文專修部，沒文憑怎么辦？百般無賴，借了二哥周達文的“道立中學畢業證書”，從此便沿用了這個本來不屬于他的名字。
由于工作關系，周瑛把家搬到北京，周達文便隨之在京求學。他是俄專的高才生，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還能翻譯俄文，對蘇聯的情況自然比別多，于1923年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就在這年秋天，經范鴻與李守常的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李守常是誰?他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21歲的周達文就是一個出色的社會活動家，被選為第五界學生聯合會主席，還在前蘇聯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過。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前蘇共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一所培養東方革命干部的學校，命名為“孫逸仙大學”，即人們通常說的莫斯科大學，周達文就是這個時候去蘇聯的。
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國共雙方都派人到蘇聯學習。第一批有118人，共產黨方面有王稼祥，張聞天，伍修權，烏蘭夫，左權等，國民黨方面有蔣經國，谷正綱等。他們是國共兩黨的“尖子人物”在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而帶隊的就是周達文。他即是學生，又是中國部的負責人，監管教務和翻譯。第二年初春，中共旅歐支部選派了24名黨團員從法國等地赴蘇聯學習，其中有鄧希賢（鄧小平）傅鐘，李桌然等。學校有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小組，云集了國共兩黨重要學員，被稱為'“理論家小組”，鄧小平，周達文，傅鐘都在這個小組活動。
當時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斗爭是很激烈的，大多數支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少數人支持托洛茨基。中山大學的學生都被卷入了這一政治漩渦，在同學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周達文，愈秀松，董亦湘等遭到王明等人嫉恨，被強加上“反對中央領導”的罪名，扣上“托派分子的”的帽子，送到西伯利亞。盡管他們忍辱負重，在冰天雪地里勤勤懇懇地辦報，但王明，康生一伙并不罷休，他們利用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之機，誣蔑周達文等是“托洛茨基匪徒”是“日本間諜”，組織反黨的“江浙同鄉會”。斯大林偏信偏言，竟然下令將周達文等3人處死，從此在黨的名冊中把他們的名字一筆勾銷。這是1938年蘇聯“肅反”運動中發生的一樁令人痛心，悲哀的事，一個滿懷革命激情的優秀黨員，沒有死在敵人的槍口下，卻含冤死在“十月革命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