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父親在貴州辛亥革命中往事
我的父親譚璟（1883——1932年）名邦屏，字景周，號雪瀘，湖南湘鄉人，老家在橫州鄉獅沖村。清末，當年我的祖父善騎射，考中武秀才被放貴州省“候補”。任鎮遠、清鎮、甕安等縣知縣三十余年，后定居貴陽。我父親譚璟，青年時代就讀于天津南開大學，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式教育，當時母親與黃烈成、白鐵肩等革命黨人以辦光懿女子學堂的名義從事革命活動，在清廷的追捕與生活窘困的雙重壓力下，母親患肺結核去世。
父親在母親去世后，也輟學回到了貴陽，任貴州陸軍講武堂教習，父親的思想原傾向于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自1907年加入張百麟等人組織的貴州自治學社之后，面對君主立憲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兩大政治壁壘，他成為了一名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斗士。
在當時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大背景下，貴州革命黨人也在著手準備自己的武裝，張百麟派自治學社中的哥老會成員分赴省內各地，聯絡綠林、會黨、團練等民間武裝。當時準備對貴州全省共劃分5路進行聯系。以李立鑒聯系黔北，孔鵬聯系黔西北威寧、水城、畢節、大定，陳南生聯系南路，胡剛聯絡盤江八屬，方策、陳夔春聯系安順七屬。吳冠、羅魁、譚德驥、黎克榮助之。分別負責團結各地哥老會黨，“應募者大串會黨，或百人或二、三百人或五、六百人，編成革命預備隊。”光復后各路哥老會入駐貴陽，已編成軍的編入新軍，未成軍的組建新5路巡防隊，醞釀發動起義。
當時我們家住在貴陽雙槐樹白沙井上面的譚公館內，因其地點比較偏僻，平時不太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譚公館就成了革命黨選擇的一處起義聯絡地點（抗戰勝利后，我從重慶回湘鄉路過貴陽時回去看過，房屋已經倒塌，小花廳前的金魚池坑還能認出來）。在我小的時候繼母曾多次和我講過，在貴陽起義的前一天晚上，家里靜悄悄地來了很多不認識的人，大家一臉嚴肅，彼此談話的聲音都壓得低低的，不知在商量著什么。當時繼母站在小花廳門口，從門縫向里看。她和我說，當時她看到，在燭光下，父親正在一幅大白布上書寫著一個斗大的“漢”字，隨著燭光的擺動，人的影子也在墻上晃動著。父親的周圍圍攏著許多人，他們的左臂上都系著白臂箍，因為光線暗看不清表情。還有一些人正彎著腰，從床底下搬著東西，這些人從床底下拿出來的，是步槍還有子彈。他們很快就把步槍拆開，開始擦拭，然后子彈上膛、試著瞄準。小花廳的房間本就不大，大家都端起槍來的時候，屋子顯得非常擠，但沒有人走到屋子外面來。繼母后來說，她當時感覺很奇怪:小花廳的床底下她經常打掃，那里沒有東西，這些槍支和彈藥不知是什么時候運進家里來的。
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1月4日，駐貴陽的新軍宣布起義，我祖母的義子、撫臺衙門的衛隊長陳貴榮也宣布起義。在革命黨人的精心布置下，貴州的起義順應民心民意，“不戮一人，不折一矢”，很順利地成功了。貴州起義后，改咨議局為樞密院，父親任樞密院委員兼學務部（教育部）部長。辦公處設在原來的撫臺衙門，那時父親還帶著我去過那里。幾個月后貴州的變亂突起，革命黨人紛紛遭到殺害，黃澤霖蒙難，張石麟、辛秉衡、黃烈誠等幾個領導人出走武漢。因為局面已經不可維持，父親也離開貴陽回到了湘鄉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