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來拯救李剛？
張培鴻 資深刑事辯護律師
據《新京報》等媒體報道，2006年8月中旬，保定市發生了一起持槍搶劫案，警方從手機電話清單上查到了犯罪嫌疑人，2007年12月10日，嫌犯王朝被以搶劫罪判刑13年。
經過一審、二審，判決生效了，但事情并未了結。多名證人證實，案發時王朝并不在保定，而是身在150余公里之外的石家莊。就作為自然犯的搶劫案來說，只要被告人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并經查實，顯然就是一件鐵定無罪的案子。但是控方卻以一份瑕疵多多的通話清單，以及一些不完整的高速公路通行信息，論證在極端的情況下被告人具備“作案的可能性”。于是就定案了。
這樣的判決顯然不符合無罪推定以及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經過家人的持續申訴，出于某種尚未盡知的原因，2010年11月22日，河北高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此案偵查階段的主承辦人，正是去年的“我爸是李剛”事件的主角之一、河北保定市北市區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剛。根據王朝本人的陳述，他“遭遇了從前在歷史課本中得知的種種酷刑”，第一個動手的人就是李剛。目前，王朝的案子還在等待重審，案件的是非曲直尚不明朗。但就李剛局長的作為，有細細分析的必要。
就王朝搶劫案而言，李剛與王朝素不相識，本沒有構陷王的必要。我們站在李剛的角度想一想：在一個三四線城市，光天化日之下發生持槍搶劫，而且使用了槍支（據被害人陳述嫌犯朝地下開過一槍），這在強調“命案必破”、“槍案必破”的背景下，對一個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來說，他承擔著多大的壓力？很自然的，根據被害人的描述，嫌犯接過三四個電話，于是查電話，重點排查，鎖定王朝；再抓捕審訊，上手段逼供；最后拾遺補缺固定證據，向上面交差。交完差立了功領了賞，案子再到檢察院和法院轉一圈，蓋上紅戳子完事。
這不只是李剛一個人的思路和行為模式，它是當下中國刑偵程序的最典型流程。差不多在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下，這個流程不會發生錯誤，但在不到百分之十的案件中，就會出現佘祥林，出現杜培武，出現聶樹彬，出現呼格吉勒圖，等等。如果李剛不走運，這次很可能得加上王朝。
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是這樣一個原則：如果一個人被懷疑犯了案，從最不利于他的角度分析，確實可能是他干的；而從有利于他的角度分析，似乎又有種種疑點，難以支持犯罪。那么，法律規定應當采信有利于他的角度，作出無罪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講的結論不是警方的結論，而是司法的結論。全世界的警察都是堅持有罪推定和疑罪從有的，這是他們工作性質的要求，他們需要收集一切的可能性來幫助破案。但是警察不能羈押嫌疑人（必須由預審法官決定），不能使用逼供手段（嫌疑人享有沉默權），當然更不可能單方定案。如果我們不是只在法條中而是在司法實踐中也堅持這些原則，王朝一案的審判長早就判決王朝無罪了。
李剛未必是一個好父親，至少他對兒子負有管教不當的責任；李剛或許也不是一個好警察，他涉嫌對王朝使用不當甚至是非法的逼供手段。然而，即使王朝的案件最終被證明是個冤案，也不應僅由李剛承擔全部責任。李剛背后的司法環節，才是一切的根源。同樣是河北的案子，懲罰了李剛，又改變得了聶樹彬的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