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前，誰游歷過西歐?
1842年5月1日，鴉片戰爭發生已近兩年，由于派往東南“剿夷”的“揚威將軍”奕經奏報抓到了英國軍官干布爾，道光下令給奕經說，“白夷干布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因此可以“細詢該國底里”，并提出了英國經水路到中國“所經過者幾國”及“該女主(維多利亞女王)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等具體問題。
半個月后，因臺灣總兵達洪阿奏報“生擒白夷十八人”等，道光又令達洪阿訊問英俘，“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英國與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等。
在今天看來，這些問題顯得弱智，戰爭已經進行了將近兩年，居然還不了解作為敵手的英國的基本情況，甚至連其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都不了解。史料及史著一直給我們一個印象：當鴉片戰爭發生時，道光君臣對敵手英國幾乎一無所知。到了戰爭急迫之時，才想到戰俘是了解英國“底里”、“洞悉夷情”的，想從他們口中獲得一點信息。
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8年達·伽馬抵達印度，1522年麥哲倫船隊完成環球航行，世界已被卷入一體化浪潮之中。1514年前后葡萄牙人已經來華，1557年起他們獲準在澳門定居。隨后有諸多傳教士來華，著名者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而清朝自1683年開始設立海關，西方商人紛至沓來，歐洲國家外交使團來華也有多回。他們帶來了西方的信息，中國人并不是沒有機會了解西方世界。
鴉片戰爭中，鎮江被圍，一位英軍圍城時在鎮江城里度過數日的讀書人后來寫道：“恨不涉重洋，至英吉黎一探問之。”要了解敵人，親到其國一探究竟自然是好辦法。實際上，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涉重洋”前往歐洲乃至英國的并不乏人。
就目前所知，最早去歐洲的中國人，是清初順治年間的澳門人鄭瑪諾，他在羅馬、葡萄牙等地的著名大學讀書，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歐洲留學生。他于1668年回到澳門，1673年病逝于北京。
之后，南京人沈宗福大約在1680年出發前往歐洲，1684年，他在凡爾賽宮覲見法王路易十四。1687年，他到了英國，在著名的牛津大學波德廉圖書館幫忙為其所藏中文圖書編目，并被引介給英王詹姆士二世。他是第一位有記錄的游歷英國的華人。1694年，他回到澳門。
福建莆田人黃嘉略定居國外，1713年與法國女子結婚，1716年病逝于巴黎，因編撰法文《漢語語法》和《漢語字典》，被認為是“法國漢學奠基人”。
山西人樊守義于1707年由澳門出發前往歐洲，次年抵達葡萄牙，覲見葡萄牙國王，又到意大利謁見教皇，1720年夏回到廣州，因康熙皇帝召見，他前往京城，王公大臣們經常向他詢問國外的事，他寫了《身見錄》記述游歐見聞，因此被看作是寫下第一份游歐紀錄的中國人。
意大利來華傳教士馬國賢創辦了那不勒斯中國學院，從1732年開辦至1868年停辦，共培養中國留學生106人，1792年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來華前，曾從中挑選了兩位留學生隨團來華。
據臺灣學者陳國棟考證，康乾年間到過歐洲的中國人，事跡可考者還有曾與英王威廉三世交談的“祖國的威廉”、唐人醫生周美爹、泥塑家“廈門真官”、林利官、男孩汪伊通、做泥人的陳佶官、陳亞彩、廣州官員之子蔡阿福、廣東嘉應人謝清高、香山人林亞九、廣州油畫家關作霖等。還有一個胡若望，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曾為之作傳。
此外，還有一些中國人作為水手也到過歐洲。應該說，鴉片戰爭之前的二三百年之中，中國人是有機會親歷歐洲了解西方世界的，只是因為他們的事跡少為人知，以致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范文瀾在其撰寫的《中國近代史》上編中還把林則徐看作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盡管有許多西方人來華，也有不少中國人到過西方，但至鴉片戰爭時，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還是極其有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礙了中國人“開眼看世界”?
政策限制出國阻礙了人員來往，出國者往往是違法出國，回國后不敢公開在西方的見聞，限制了知識傳播。滿清帝王四夷賓服的虛驕心態，社會上層沉迷于自造的康乾盛世幻象之中，知識層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徒知侈張中華，未覩瀛環之大”的自大和閉塞等，都是未能“開眼看世界”的重要原因。（洪振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