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弟更容易上北大不是謊言？（圖）
《無聲的革命》引用了中國社科院社會學者李春玲2003年所做的一項同類研究指出，中國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沒有改變社會結構，只是延續和強化了既有的社會分層。
對此，梁晨稱，“引用不等于同意，我們不完全同意這一觀點”。在梁晨看來，與科舉制度時期、民國時期大學相比較，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多樣化生源，這是一個好現象，“西方國家在生源構成上做的可能還不如我們好，并且事實上進入美國精英大學的社會下層子女是越來越少的”。
該報告介紹稱，美國最精英的私立大學直到1969年才開始接受女生，對少數民族學生入學長期以來多有限制，多數精英大學低收入家庭子女處于邊緣，近20年的情況更是如此。
報告援引了來自美國的調查資料。數據顯示，在全美最優秀的30所大學中的大多數學校，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學生比例，從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減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學中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后25%的學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前25%的學生占到74%。哈佛大學2004年超過70%的學生來自家庭年收入屬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來自家庭收入屬于后25%的家庭的學生僅占6.8%。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閱多種資料，發現對生源研究的理論依據源于以下共識，如父母職業對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有決定性影響，家庭社會經濟狀態對學生的成績影響巨大等。
但報告稱，北大和蘇大的數據表明，中國父母的職業對孩子教育的影響與國外相比要弱，雖然干部、專業技術人員和商業服務人員子女的總數占學生全體的多數或接近半數，但并沒有像國外大學那樣占據絕大多數。“相較于國外，中國教育系統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職業對子女的影響，為工農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
報告認為，中國的教育革命，不僅在于中學教育保持了生源的多樣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學制度與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資源相對薄弱的工農子女能夠和干部、專業技術人員子女一樣，贏得高考，進入精英大學。
報告把原因歸結為國內中學廣泛的住校制度與強化訓練兩方面。報告稱，學校內濃厚的學習氣氛有效地加強了學校教育的影響，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成功的影響。強化訓練最大程度上彌補了城鄉學生之間，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因出生環境不同而導致的命運差別，使得中國大學的生源多樣性得以產生和延續。
梁晨認為：“我們認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農子弟的”。他說，傳統高考內容與形式有利于文化資本相對缺乏的社會大眾，工農子弟可以通過勤學苦練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以考分作為高考招生錄取的唯一標準部分保護了社會中下層子弟。
報告中也提到：“相當部分的領導干部、知識分子都出身于工農家庭，他們的聰明才智不僅沒有因為家庭背景的貧弱而被埋沒，反而被教育機制所激發，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這種教育革命對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