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伙分工明確，形成行騙“產業鏈”

　　十多年的纏斗經驗，讓韋健清醒地意識到，電訊詐騙犯罪已形成一種多環節的“產業鏈”，打擊防范不進則退。

　　“電訊詐騙團伙，除了幕后老板外，通常還有短信電話組和資金監控組。前者根據事先策劃好的騙術，專門負責用短信、電話等手段迷惑被害人，后者專門負責監控賬戶，被害人轉錢到賬后，第一時間拆分到很多張銀行卡里，有的甚至到卡后還會再拆分，接著便有人在全世界不同國度、地域的ATM機上提現，短短幾分鐘，被害者一生的積蓄就被掠走了。 ”

　　韋健說，負責不同環節的成員，本身就是一個個小團體，只負責其中一塊，各部門互不相干，有聯系的只是它們各自的負責人。不同的環節甚至可能在不同國度，對同一個被害人實施犯罪;負責一個環節的這個小團體，也有可能同時承接幾個幕后老板的同一塊業務。如短信電話組有專業的“話務員”，可以根據不同老板給出的騙術劇本進行操作;資金監控組通常有十多個人，控制著幾百甚至上千張卡，為不同的老板洗錢、提現。

　　在產業化犯罪的背景下，電訊詐騙如同一門“生意”，只要幕后老板有一個好的騙術劇本，再有一筆啟動資金，就可以召集來專業的短信電話組和資金組，就能“開門”做生意了。有時不同的犯罪頭目之間，還會互相介紹得手率高的電話組成員。

　　犯罪環節復雜，很難第一時間追回贓款

　　與專業的犯罪團伙相比，被害人一旦受騙后，由于涉及銀行客戶隱私，被害人不得不先報警，警方通過一定的司法程序，才能對案件展開調查，一旦遇到境外犯罪團伙，警方還要受限于不同國家不同的司法制度等，很難在案發后第一時間追回贓款。即使偵破了電訊詐騙案，抓到犯罪嫌疑人時錢財通常已揮霍一空，能追回的損失少之又少。

　　“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電訊詐騙涉案人員的犯罪金額，也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如一位市民被騙50萬，錢款轉出后，犯罪團伙資金監控組會第一時間提現，隨后，團伙成員只是抽取一定比例勞務費，其余現金都交還給幕后老板。那么，該如何認定資金監控組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額呢? ”韋健坦言，由于破案難、追贓難、打擊處理難，近幾年來電訊詐騙頻發。 “由于電訊詐騙犯罪各環節之間互不相識，往往只能打擊其中一個環節，只要一個環節有漏洞，他們只要換個地點另起爐灶，就能重操舊業。 ”這是韋健最擔心的地方，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法在升級，因此，“斗騙”必定是長期的過程，打擊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防騙。

　　大案聚焦

　　滬臺警方聯手偵破“10·11”詐騙案

　　涉案銀行卡多達3500張

　　隨著經濟日益發展，便利的金融產品應運而生，從某種角度說，這也是一把雙刃劍，便利不僅只針對使用者，也大大方便了犯罪嫌疑人，銀行卡就是最好的例子了。韋健有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上面記滿各種騙局特點以及近期高發的電訊詐騙類型。記者注意到，辦案筆記中關于銀行卡的落筆內容最多，涉案銀行卡甚至呈現產業鏈趨勢。

　　“今年11月1日，經過1年多奮戰，滬臺警方聯手偵破 ‘10·11’特大系列電訊詐騙案，兩岸同步收網，一舉摧毀以駱某為首的電訊詐騙團伙犯罪嫌疑人37名。”在這起轟動一時的案件中，有一個偵辦細節，讓韋健至今唏噓不已。 “這起案件中涉案銀行卡多達3500張。”在韋健的筆記本上，記錄著一個驚人的數字， “偵查時，我們調取了一名提款人的監控錄像，發現其使用的銀行卡開戶名字叫田某，經核查確有此人。起初，我們核對田某的身份證照片，發現與錄像中的提款人很像。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又找到此人的另一段取款錄像，發現其使用的銀行卡卡主叫任某，經核查也確有此人，其照片與錄像中的男子也很像。”

　　“事后，當這名犯罪嫌疑人落網后，比對他的名字叫楊某，長相與其真實身份證照片略有差距。為此，我審訊時特地多問了一句，嫌疑人表示，銀行卡都是他從網絡上買來的，定購時特別注明銀行卡開戶人照片要與自己長相相似的，目的就是為了好在銀行蒙混過關，混淆警方偵查視線。這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目前，大部分銀行柜臺都配備讀卡機，以識別二代身份證的真偽，持假證到銀行開戶的情況很少了。大部分案件中，不法分子都是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開卡，或是有人售賣個人信息專供別人開卡，銀行卡儼然已成為一種產業鏈。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電訊詐騙延伸犯罪的表現。”韋健說。

　　韋健坦言， “在我國，銀行卡每天取現是設限的，境內最高2萬境外1萬元。這條規定出臺后，增加了電訊詐騙的犯罪成本，團伙中負責提現的人就需要大量銀行卡，可供第一時間分散提取資金。因此，才會在‘10·11’特大系列電訊詐騙案中出現3500張銀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