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漢與我的大學

　　一個人逛書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我的朋友老崇。他比我年長5歲，戴一副黑框眼鏡，最大的愛好是逛書店。在書架前，他常捧著書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仿佛整個書店就是他家的書房。

　　如果不走近他身邊，聞到那股垃圾桶般的味道，你很難發現，老崇其實是個流浪漢。

　　在我的母校復旦大學，他一度還頗有名氣。身高一米八幾的老崇成天手提幾個塑料袋，在校園里穿梭，見著瓶子或報紙就拾起來。不少師生都認得這個“撿破爛的”人，但沒人對他有更深的了解。有人說，他腦子有點問題。更多的人猜，他本是大學生，只是“讀書讀瘋了”。

　　撞上老崇的時候，我還是個本科生。紀錄片課的老師要求我們去拍個片子，我腦中馬上出現了老崇的樣子。對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我一直充滿好奇。

　　連續好幾天，我扛著攝像機在校園里尋找老崇。但當我根據保安的提示找到他時，卻緊張得吐不出一個字來。

　　現在回頭看來，那時的我不過是個自以為是的小姑娘。我出生在一個南方城市的工薪家庭，是從小被高度保護的“好學生”。我會掏出零花錢，給躲在后巷的流浪漢買個面包，也曾在大冷天，動員爸媽給無家可歸的人送幾條棉被。那是某種樸素的同情心，但對于這些藏在邊緣的人，我從沒打過交道，也談不上什么了解。

　　對我這個突然闖入的陌生人，老崇倒顯得非常輕松。他完全不能理解我為什么對他感興趣，但還是爽快地答應了拍攝要求。甚至，當我累的時候，他主動要求幫我拿攝像機。

　　不瞞你說，我在心里掙扎了好一會兒，才將機器遞了過去。老崇沒有像我隱隱擔心的那樣，一拿到機器撒腿就跑。相反，他有一句沒一句地跟我聊起天來。

　　我已經不記得，那一刻，自己的臉有沒有刷地紅起來，但那種尷尬的感覺至今清晰。我原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靠近老崇的，而對方，則用最簡單的善意，硬生生地將我從“上面”拉了下來。

　　我開始嘗試以平和的姿態去接近老崇，漸漸發現，外界對這個男人的傳言并不真實。

　　在山東老家的農村，老崇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可家境困難，他最終選擇外出打工謀生。2004年，22歲的他只身一人來到上海，在好幾家小餐館做過配菜工，后來聽了老鄉建議，開始“撿瓶子”。

　　“撿瓶子”一度是收入不錯的行當，但老崇堅持只在大學校園里撿。他有那么一點心高氣傲，感覺在外邊拾荒過于丟人。并且，在“工作”以外，他還希望過上“大學生活”。

　　他常常去旁聽復旦的一些公開課，最喜歡歷史系的課，葛劍雄、樊樹志先生的課他都聽過。每天早上，他總要花上一塊錢，買一份《東方早報》，收入好的時候再加一份《報刊文摘》，然后在一個沒人上課的教室里慢慢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