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國務院決定今年出臺居住證管理辦法，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5月7日10點，經濟之聲評論：打通公平有序落戶的政策通道，值得期待。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天(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今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確定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改革力度。其中指出，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推進人的城鎮化，研究新型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出臺居住證管理辦法，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相關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制度。

　　戶籍改革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是城鎮化過程中的難點。眼下，戶籍改革已經從居住證制度入手。今年4月，北京市確定今年啟動實施居住證制度。上海在去年底就面向公眾征詢意見，準備對居住證進行“積分制”管理，《居住證》A證和C證持有者在社會保險、公共衛生、住房保障等各方面的待遇完全相同，享受和上海本地戶籍居民的同等待遇。除此之外，南京即將建立居住證與戶籍準入對接制度，太原將從7月起實施居住證制度。總的來說，已經有很多城市在探索居住證管理辦法。

　　從暫住證到居住證，變化的核心在于，原來覆蓋戶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今后將向常住人口覆蓋，這一點非常值得期待。而居住證如何轉成戶籍，可能是公眾最關心的問題。國務院提出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接下來可能會采用什么樣的思路?

　　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評論此話題。

　　“分類”改革戶籍制度針對城市不同發展程度

　　我們說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而人的城鎮化關鍵在于戶籍改革，戶籍改革關系到無數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受到廣泛關注。幾個城市已經開始或即將采取居住證的管理辦法，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辦法都不一樣，為什么各地相繼推出的居住證制度方案有所不同?

　　易鵬：這是中國城市發展階段不同決定。北京、上海擁有太多資源，人口密度非常大，城市壓力也比較大，但中國有些城市現在人口數量相對少一點，發展狀態沒有那么好，人們進入這個城市的愿望沒有那么強，所以城市發展階段不同使相應政策，尤其是進入門檻不同。北京和上海對戶籍居住證的政策管理最嚴格。

　　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出臺居住證管理辦法，要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分類”這個詞格外的明顯，這兩個字應該怎么理解?

　　易鵬：現在中國有658個城市，城市等級不一樣，發展階段也不一樣。實際上，中小城市基本上戶口放開了，地級以下的城市落戶沒有太多障礙，有固定住所和工作基本就可以落戶了。而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目前城市病比較嚴重，城市的承擔能力也越來越接近極限，同時本地戶籍制度對未來制度的反彈利益非常強，這種情況下，不同類型的城市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進入戶籍制度改革肯定不太適合，畢竟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采用分類的方式，中小城市力度大一點、快一點，特大城市可能要慎重一點，整個方式的回旋空間要更大一點，從而實現相對協調的改革局面。

　　居住證進入戶籍要設立標準

　　居住證如何轉變為戶籍，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開展這項工作可能會采用什么樣的思路?

　　易鵬：首先要設立標準。北京和上海居住證都有標準，比如有固定住所、有工作，有職稱要求，學歷要求，居住證持有多長時間。比如，以前上海是必須擁有居住證七年以后才能考慮進入戶籍，但重點要求，如保險或納稅都會考慮。所以上海和北京都有打分制度，上海有A證、C證這種打分制度，逐漸讓一部分符合條件的人解決戶口。當然，上海從2002年開始實行居住證，到現在符合居住證的有27萬人，從2002年到2009年，7年解決3000人的戶口，所以居住證不能期望值太高，上海現在非戶籍人口有一千萬人，27萬或3000人，還是比較小的規模。從這個角度講，可能要進行利益格局的調整，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財力不足制約戶籍改革 資金挑戰可多方面解決

　　戶籍改革已經提了很多年，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這個改革之所以很敏感，就是因為這一紙居住證負載著教育、醫療、就業等各種公共福利，要想享受到這些公共服務，需要地方財政大力支持。所以不少人擔心，如果地方財力底氣不足，是不是意味著推行居住證制度面臨著不小的難度?

　　易鵬：戶籍背后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共服務需要資金支撐，在這種情況下，一次解決所有人的戶籍，對所有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愿望很美好但客觀的挑戰就是資金的大量投入。

　　目前，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標準。總體來說，城里有2.6億農民工，還有1000萬人左右進城，未來中國城鎮化達到70%的話，還需要一筆巨大的資金來解決。

　　資金方面有挑戰不表示不能解決。第一，用時間換空間。可以把資金需求放到未來20年、30年的范圍內解決，這樣數字就會大幅度減少。

　　第二，資金的籌集需要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幾方共同出資，不能把負擔全交給地方政府。

　　第三，為了解決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資金問題，適當的按照新型城鎮化的要求改革財稅體制。比如，地方政府控制造新城，控制土地收入的來源;再比如，地方政府能否從房產稅或其他稅中獲得相對穩定的收益來源，能否用這筆錢幫助解決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