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窗外的燈光，她看見床邊竟坐著一個人!來不及尖叫，拳頭就劈頭蓋臉地砸向她。張紅燕瞬間明白，是幾個月沒見的丈夫回來了。

　　這一次的毆打，讓她尚未傷愈的身體又添多處淤傷。

　　“我要求警察驗傷并留下證據(jù)，警察說沒有相機，我告訴他，我?guī)е��?rdquo;鼻青臉腫的張紅燕沒理會警察不可思議的表情，從包里掏出相機。“被打得多了，報警次數(shù)多了，就有了經(jīng)驗，要留下證據(jù)。”

　　可最后，這件事還是不了了之。

　　“很多時候，人們都覺得家暴是私事，應該關起門來自己解決。即使報警，也多是調解調解就完事了。”中華女子學院教授李洪濤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長期以來，與反家暴相關的條款，都是散見于各個法律法規(guī)中，這沒辦法從真正意義上保護受害者。

　　“終于，我們邁出了那一大步。”李洪濤感嘆道。

　　11月2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這意味著，我國將有一部專門的國家級法律，來喝止那些高舉的拳頭。

　　24.7%的女性和超過四成的兒童遭受過家庭暴力

　　這種日子，什么時候才能是個頭?每個被毒打的夜晚，張紅燕都一遍遍地問自己。

　　這種難熬的日子，并不是只有張紅燕在經(jīng)歷。

　　2013年10月，全國婦聯(lián)出版《新時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研究》。調查結果顯示，24.7%的女性遭受過來自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此外，調查還表明，中國家庭虐童的狀況也十分嚴重，10～17歲兒童遭到父親和母親家暴的比例分別為43.3%和43.1%。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體中，則有14%在調查前一年內遭遇過家暴。

　　張紅燕也已經(jīng)記不清自己找過多少次派出所，報過多少次警。但每次，警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調解調解，從不會讓下一次落到身上的拳頭輕一點。

　　湖南省婦女權益部部長彭迪說，早期的時候，警察不會考慮到家庭暴力特有的規(guī)律和問題，甚至會覺得這種問題就不應該由警察出面來解決。

　　“這個理念也不能怪執(zhí)法人員，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法律規(guī)定說，家庭暴力發(fā)生時，哪個機構一定要做些什么。”彭迪說道。

　　2008年，全國婦聯(lián)聯(lián)合中宣部、最高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原衛(wèi)生部六個部委，聯(lián)合下發(fā)了《關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見》，力求將反家暴職責落實到各個職能部門頭上。

　　李洪濤認為，《意見》雖反映出反家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效果卻不甚明顯。

　　“還是沒有明確職責和具體化的操作過程。”李洪濤感嘆，即使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guī)里，涉及反家暴的條款也大多屬于原則性條款，缺乏可操作性。

　　“我們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告訴各個部門，他們需要做些什么。”李洪濤說。

　　家暴不再是家事

　　“很多時候，施暴者是有恃無恐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會被怎么樣。”李洪濤說。

　　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理事楊曉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審判中，家庭暴力案件的第一個坎兒就是“取證難”。

　　“因為家暴通常發(fā)生在家里，這種私密和封閉的環(huán)境，很容易錯失第一手證據(jù)。”楊曉林說，大多數(shù)時候，被害者都沒有取證意識。即使有的人知道拍下受傷的照片當證據(jù)，遇上對方死不承認，也還是沒辦法。

　　“這就還需要報警，留下出警記錄、驗傷證明、筆錄等當證據(jù)。”楊曉林說。

　　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祁建建認為，現(xiàn)有法律中，對公安機關出警程序和取證的規(guī)定還不夠細，影響了對證據(jù)的收集固定。

　　李洪濤則認為，取證難，與社會對家暴的認識誤區(qū)也有關。

　　李洪濤曾接觸過一個案例。妻子被丈夫毒打，臉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情急之下奪門而出，敲開了鄰居的門。

　　“你這個事我們可管不了。”看著眼前滿臉是傷的女子，鄰居“嘭”地一聲又關了門。

　　李洪濤說，這種情況相當普遍。“都覺得這是你們兩口子的事，我們不好插手。”

　　李洪濤說，不只是老百姓覺得家暴是人家的私事，管不了，一些社會機構也會這么認為。

　　一位醫(yī)生曾給李洪濤講過自己看到的“悲哀又憤怒”的一幕。急診室里，醫(yī)生手忙腳亂地給家暴受害者處理傷口，卻沒有一個人去撥通報警的電話。而在歐美和臺灣，遇到家暴受害者，學校、醫(yī)院等組織都有義務且有責任為他們尋求法律援助。

　　為此，《意見稿》作出明確規(guī)定，當受害人敲開鄰居家的門，或者急診室的醫(yī)生遇到就診的受害者時，他們有權利，并且有義務提供幫助。

　　“不但賦予組織和公民在發(fā)現(xiàn)家庭暴力時有制止權、報案權，還對一些特定機構的報告義務作了強制規(guī)定，要求他們在發(fā)現(xiàn)家暴情況時必須報案。這就有利于及時發(fā)現(xiàn)并制止、消除家暴行為。”祁建建說。

　　記者在《意見稿》中看到，如中小學校、幼兒園、醫(yī)療機構等，在工作中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精神病人、老人、殘障人士、重病人遭受家暴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盡報案義務造成嚴重后果的，還會給予相應處罰。

　　反家暴告別執(zhí)行難

　　祁建建參與了專家建議稿的起草。她告訴記者，在家庭暴力的預防、處置、對受害人的保護等方面，《意見稿》都有亮點。

　　在此之前，不少有效的反家暴制度因無法可依，面臨“執(zhí)行難”的尷尬。

　　“比如法院發(fā)出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由誰來執(zhí)行?這份裁定對公安機關執(zhí)法有沒有指導意義?”彭迪說，因為沒有具體的規(guī)定，部門間的配合就存在障礙。

　　而這一問題，有望在此次草案中得到解決�！兑庖姼濉芬�(guī)定，法院應當在作出人身安全保護裁定后24小時內送達申請人、受害人和加害人，并抄送受害人和加害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居委會和婦聯(lián)。

　　“這是反家暴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對行之有效的司法經(jīng)驗的認可。”祁建建說，這也是將家暴案件中的人身保護制度，在法律層面上確立下來。

　　此外，《意見稿》還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民政部門、婦女聯(lián)合會應當將反家庭暴力工作納入本系統(tǒng)的業(yè)務培訓和統(tǒng)計”。

　　“這些機構太需要專業(yè)的培訓了。”李洪濤說，曾有受害者表示，在遭受家庭暴力后，還會在維權過程中受到這些機構的二次傷害。

　　“有受害者告訴我，報警后，替她們驗傷的是個男警察，態(tài)度冷漠生硬，上來就冷冰冰地說，‘脫!’。”李洪濤說，這讓受害者們感到十分屈辱。

　　此外，此次《意見稿》還規(guī)定，在接到家庭暴力報案后，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出警。對詢問方式、如何制作書面記錄等，也作了具體要求。

　　在訴訟環(huán)節(jié)，《意見稿》也進行了細致的規(guī)定。例如，針對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的受害人，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未代為告訴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可以告訴。同時，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時，應當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對于受害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jù)，也要求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這就明確了執(zhí)法部門各自的職責。”祁建建說，依照《意見稿》，在調查環(huán)節(jié)，反家暴法為警察處警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細致的指導，有利于證據(jù)的收集、固定。在自訴案件的起訴環(huán)節(jié)，則加強了針對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特定群體實施家暴行為的追訴。

　　“國家主動介入家暴自訴案件，這體現(xiàn)了國家在反家暴中將承擔更多責任。”祁建建說。

　　她還提到，在涉及家暴民事案件的審判環(huán)節(jié)，也將舉證責任的分配權交由法院裁量，這實際上是減輕了家暴案件受害人的舉證責任。

　　網(wǎng)民期盼法律能有可操作性

　　在專家看來，《意見稿》在多方面都有進步。但也有輿論認為，其中對于家庭暴力的定義是不是太窄?

　　“為什么前配偶關系不能算家暴，有些男的離婚了比離婚前打起老婆來更厲害，那離個婚反倒給了他們保護?”網(wǎng)民“給我一個任意門門門”提出了質疑。

　　記者注意到，《意見稿》中，將家庭暴力界定為家庭成員之間實施的身體、精神等方面侵害。其中，家庭成員具體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親屬。同時，還包括具有家庭寄養(yǎng)關系的人員之間的暴力行為。

　　《意見稿》說明中還提到，有戀愛、同居、前配偶等關系人員之間發(fā)生的暴力行為，與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發(fā)生的暴力行為沒有實質區(qū)別，由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調整。

　　但李洪濤認為，婚前戀愛期間、同居期間、離婚后的暴力行為，比如約會暴力、分手暴力，都應該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疇。

　　此外，祁建建還提出，《意見稿》中規(guī)定的“身體、精神等方面的侵害”，是否包括性侵害及其他侵害，還有待進一步明確。在她看來，為了加強對婦女、兒童權益的特殊保護，應該將性侵害與身體、精神侵害并列。

　　對于這部法律，老百姓最為關注的是它最后能落實到什么程度。

　　李洪濤說，反家暴法不僅僅要列明應該怎么做，還應該有具體的操作細則，以及相應的評估機制。“不僅要讓相關單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還應該讓他們明白，不這么做會怎么樣。” 本報記者 李林 實習生 杜江茜 (郭美宏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