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已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它不僅加重了環境和資源問題，也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與資源和環境問題交織在一起，對世界可持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均產生巨大影響。

　　人口問題主要表現為兩大問題：

　　首先是人口數量增長過快。據聯合國權威機構公布的最新數據，預計全球人口將由2015年的73億增加到2023年81億和2050的96億;全球人口最終能穩定在105億或110億左右。全球人口的高速增長，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等嚴重問題。發展中國家問題尤其嚴重，可能會引起空前的危機。

　　其次是人口老齡化。聯合國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全球人口中有5億多人年齡在60歲或以上(占全球總人口近8%)。發展中國家以歐洲和中亞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占總人口的11.4%。人口老齡化給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龐大老年群體的養老、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需求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未富先老”構成空前嚴峻的挑戰。

　　二、環境問題

　　環境問題主要包括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方面。目前人類主要面臨十大全球環境問題：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的耗損與破壞、酸雨蔓延、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和危險性廢物越境轉移。

　　進入21世紀以來，氣候變化問題愈發突出。受氣候變化影響，全球極端天氣災害頻發，給有關國家經濟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持續上升，一些小島嶼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面臨直接威脅。氣候變化還可能通過影響糧食、水資源等戰略資源的供應與再分配，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國際沖突。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4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如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措施被延遲或減排力度不大，那么氣候變化的影響將日益嚴重。

　　三、資源問題

　　全球性資源問題日益凸顯。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2002年發表報告《活著的地球》指出，由于目前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超出其更新能力到20%，如果各國政府再不進行干預，2030年后人類的整體生活水平將會下降。報告揭示，由于人類的過度消耗，在過去的30年間地球上的生物種類減少35%，其中淡水生物減少了54%;海洋生物種類減少35%;樹木種類減少15%。

　　資源問題主要表現是：

　　世界森林衰退問題嚴重，據綠色和平組織估計，近100年來，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壞;

　　土壤退化問題不容樂觀，土壤退化導致世界人均耕地面積減少，據聯合國統計，1975年至2000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積大約減少一半;

　　水資源問題日趨嚴峻。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為當代世界最嚴重和最重大的資源環境問題之一，也是未來人類將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聯合國在發布2015年《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時指出，從目前的走勢來看，到了2030年，世界各地面對的“全球水虧缺”，即對水的需求和補水之間的差距，可能高達40%。

　　四、金融問題

　　在過去幾十年間，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頻繁的金融危機讓全世界苦不堪言。這些金融危機能夠迅速蔓延到其他經濟部門，并導致全球經濟局勢撲朔迷離，人們的生活受到影響，社會穩定遭到破壞。最近的一次危機導致全球失業人數在2007到2009年間增加了近3000萬，而且據估計，目前的失業人數仍遠遠超過危機發生前的水平。經濟沖擊可能帶來長期的不利后果，尤其是當沖擊引發了低人類發展水平和沖突的惡性循環時。

　　金融沖擊(例如銀行業危機)是人類發展指數放緩最有可能的誘因。在國際資本流動性較高的時期，受到銀行業危機影響的國家似乎更多一些。在資本管制盛行的1950到1980年間，幾乎沒有幾個國家發生銀行業危機。但在資本流動自由化和金融市場進一步整合之后，銀行業危機的發生次數便急劇增加。20世紀90年代初的北歐銀行業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表明，這種金融不穩定正在日益加劇。

　　五、政治問題

　　全球政治正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必將影響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大局。

　　首先是國際秩序與體系變革問題。伴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南升北降”和全球經濟與戰略重心的東移，國際權勢重構中的失勢與增勢失序與增序并存，秩序之爭加劇，變革呼聲高漲。

　　聯合國改革、尤其是安理會改革成為全球性熱門議題，將對世界格局與秩序產生重大影響。最為引人注目的安理會改革問題仍然泥足深陷，僵局難破，激化了國際關系的結構性矛盾。

　　在國際權勢重構和國際體系變革背景下，南北關系與南南合作的全球意義上升。妥處南北關系，聚同化異，避免制造新的分裂線和二元對立結構至關重要。南北關系應更具包容性，應更多考慮三方合作。南南合作的加強將有利于推進南北關系，但不能取代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

　　從全球看，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思維仍在作祟。地緣政治回歸、顏色革命蔓延、人權問題政治化等無不與此有關。其將嚴重阻礙對全球性問題的合作應對。

　　民族分離主義仍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民族問題。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是，當今世界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形勢于己有利的變化，力求擴大原有事態，謀求國際支持和干預，促使其要求國際化。

　　“保護的責任”問題引發政治爭議。反對者擔心西方國家以此為借口，大肆行使“新干涉主義”，違背不干涉內政原則，侵害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與安全。支持者則認為應將“保護的責任”拓展至人類發展的各個領域。

　　不平等威脅政治穩定與人類發展。全球最富有的85位富豪所擁有的財富與最貧窮的35億人口的財富總額相當。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嚴重威脅，如果不平等指數超過某個特定閾值，便會危害到發展、減貧以及社會和政治管理的質量。高度不平等還會削弱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助長有影響力的群體的尋租行為。

　　六、恐怖主義問題

　　恐怖主義成為全球公敵。恐怖主義不僅是“20世紀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紀世界安全的頭等大事。國際社會在反恐領域不斷加大投入，共識日益增多，合作日趨深入，取得了不少積極進展。但是，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并未鏟除，國際社會面臨的恐怖威脅遠未消除，國際反恐形勢仍然十分嚴峻。

　　國際恐怖主義正向全球化、長期化、高技術化方向發展。非洲繼中東之后成為恐怖主義活動高發區，歐美國家本土恐怖主義威脅上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目標。恐怖組織把互聯網作為開展恐怖活動的關鍵工具，網絡恐怖主義成為世界新威脅。極端伊斯蘭勢力對歐美的暴恐襲擊，加劇了伊斯蘭教和西方文明的沖突，引發西方強烈反擊，報復與反報復輪番上演。

　　七、核安全問題

　　其既包括傳統安全領域的核戰爭威脅與軍備控制問題，也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核安全”與“核安保”問題。

　　總體看，核武器的擴散趨勢難以遏制，呈現擴散趨勢，加之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加劇，消除核武器的威脅并沒有絕對可靠的保障。核技術、核材料、核武器、彈道導彈及技術向某些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擴散可能加速。

　　“核安全”和“核安保”問題凸顯。“核安全”指的是核能利用安全。“核安保”指的是核材料和核設施的安全保衛，防止人為偷盜運輸高濃縮鈾等核材料。一些恐怖分子尋求獲得核武器，核材料的走私和擴散日益嚴重，核恐怖主義問題已經提上國際合作的議事日程。

　　八、能源安全問題

　　能源安全已成為影響各國可持續發展及世界和平穩定的戰略性問題。

　　能源安全包括能源的供給安全、價格安全、運輸安全和能源消費的環境安全等。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全球能源安全的脆弱性十分明顯。加快能源研究的步伐，加強全球能源治理，已成為擺在國際社會面前重要課題。

　　當前，全球能源版圖出現重大變化，頁巖氣等非常規油氣開采技術異軍突起，使美國和西半球成為重要能源供應地。發展中國家缺乏能源定價權，確保能源長期穩定供應面臨嚴峻挑戰。

　　九、網絡安全問題

　　網絡安全問題已成為各國普遍面臨的綜合性安全挑戰。網絡安全涉及網絡信息安全和網絡設施安全等。

　　當前，隨著網絡技術和物聯網的發展，國家經濟社會生活對網絡的依賴日益加深，網絡安全直接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穩定。一些網絡技術發達的國家已著手醞釀“先發制人”網絡打擊政策，網絡軍事化趨勢有所抬頭。2013年發生的“斯諾登事件”就是美國政府對全球進行大規模網絡監視和攻擊的例證。

　　十、糧食安全問題

　　世界糧食安全面臨越來越多的非傳統挑戰和日趨復雜的形勢，極端天氣、用糧食生產生物燃料、國際游資炒作、有關國家囤積性采購，都是導致糧食短缺和國際糧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過后，糧食價格驟升和經濟衰退延緩了消除世界饑餓的步伐。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布的報告，在2011～2013年期間，大約8.42億，即世界八分之一的人口長期得不到維持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基本食物。同時，糧食價格波動對糧食安全和人類發展的威脅越來越大。由于越來越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農產品市場的金融化和匯率波動等因素，未來糧價可能會更不穩定。近期的糧食價格走勢表明，未來將是糧食大國的天下，而非武器大國的天下。

　　十一、毒品泛濫問題

　　世界毒品形勢嚴峻，并出現一些新的動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會組織與毒品集團正以不同形式聯手，成為威脅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漸呈多樣化，各種“軟毒品”成為毒品消費市場上的“新寵”。據估計，全球吸毒人數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數增長最快。毒品的生產、加工、販賣和消費已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國際性網絡。據聯合國禁毒署統計，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錢的數額高達1萬億至3萬億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億到5000億美元的黑錢通過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

　　十二、移民(難民)潮問題

　　伴隨著商品、服務和投資在全世界流動，人們也以創紀錄的數量跨越國界。由于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大批移民從發展中國家涌向歐美等西方國家。聯合國《2014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國際移民占全球人口的3%以上。

　　此外，地區性沖突不斷和自然災害頻仍，導致難民人數急劇增加。隨著移民(難民)的數量增多，移民(難民)接收國頻頻發生城市地區的種族沖突和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加強對移民的限制。針對發達國家的限制移民(難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現象層出不窮，從而引起有關國家之間對外關系的緊張和人道主義的譴責。

　　十三、衛生問題

　　全球公共衛生問題凸顯。除了艾滋病等繼續蔓延外，禽流感、埃博拉疫情、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等傳染性疾病接踵而至，既引起了世界性恐慌，也影響到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埃博拉疫情還暴露了非洲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公共衛生建設滯后，亟需推進能力和機制建設。國際社會應及時伸出援手。

　　十四、貧困問題

　　在104個發展中國家中，有12億人口的日平均收入不超過1.25美元。如果按照多維貧困指數(MPI)來衡量，估計在91個發展中國家有15億多維貧困人口。多維貧困指數在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用于衡量人類發展指數的三個維度(健康、教育和生活標準)遭受的剝奪，按照該指標來衡量，全球有22億人口生活在多維貧困或準貧困(共10種剝奪)之下。所以，2015年后發展目標仍應將脫貧置于核心和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