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槍手”與雇主均或入刑——聚焦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完善“考試作弊”條文

　　不久前結束的高考再曝舞弊案，江西等地發現有組織的規模性替考作弊，“作弊入刑”的輿論呼聲也隨之高漲。正在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就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進行二審。在草案一審稿增設專門條款懲處考試作弊行為的基礎上，二審稿對相關條款作出進一步完善。

　　專家表示，對考試作弊行為堅決予以刑事打擊，體現出維護社會誠信和保護公平競爭的強烈價值指向。

　　對考試作弊或將由行政處罰上升為刑事處罰

　　2015年的江西替考案、2014年的河南杞縣替考案、2008年的甘肅天水替考案……近年來，高考、研究生入學考試等國家考試屢屢曝出“舞弊門”。僅去年的河南高考替考案，就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有組織、成規模的舞弊事件為何屢禁不止?

　　“雖然國家明令禁止考試作弊，但由于刑法沒有相關條款，僅對當事人作行政處罰，顯得‘高舉輕罰’”。吉林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鄭軍男指出，以替考為例，目前的處罰依據主要是教育部《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該辦法規定，在校生做“槍手”，將被所在學校嚴肅處理直至開除學籍;其他人員做“槍手”，由教育考試機構建議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直至開除或解聘。找人替考者考試成績作廢，1到3年內不得參加各類國家教育考試，其違法成本非常低。

　　根據草案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作弊組織者、作弊器材或其他幫助提供者、試題和答案提供者等，將面臨最高七年有期徒刑;而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考試者，將被處以拘役或者管制。

　　“草案二審稿與一審稿一致，明確將考試作弊行為予以刑事處罰，與過去的行政處罰相比更加嚴厲。”鄭軍男認為，這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即考試作弊被認定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國家將用最嚴厲的制裁措施——刑罰來予以懲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連寧說，草案提出對考試作弊的組織者、提供幫助者、替考者、被替考者等處以刑罰，他對此表示支持。

　　重點打擊幕后“推手”

　　草案二審稿明確：“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值得注意的是，與草案一審稿相比對，草案二審稿將“組織考生作弊”修改為“組織作弊”。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指出，這意味著法律的適用和處罰范圍都將擴大。

　　據介紹，根據以往案例，組織作弊的行為中不僅有組織考生作弊，還有組織考生家長或老師集體作弊。例如，內蒙古自治區招生考試委員會辦公室近日公布，今年已查實1512名從河北等地“移民”到內蒙古的高考考生，其中相當一部分由考生家長親自運作。

　　“如果單純對‘組織考生作弊’進行處罰，那么此條文適用范圍比較狹窄;但調整為‘組織作弊’后，能將更多與組織作弊有關的群體囊括其中。”鄭軍男說。

　　此外，對作弊器材提供者，以往多以“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罪名入刑，此罪的法定刑僅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草案二審稿中，為他人實施考試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幫助的，最高可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懲罰力度明顯提升。

　　專家呼吁對考試作弊全鏈條打擊

　　在近年來曝光的考試舞弊案中，幾乎都出現了職能部門工作人員與作弊團伙相互串通的問題。但從處理結果看，這些“內鬼”大多是黨紀政紀處理，入刑者較少，且量刑偏低。

　　專家表示，由于刑法中沒有專門的適用法條，以往對待考試舞弊案中的職務犯罪，多以“濫用職權罪”“徇私舞弊罪”或“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等罪名入刑。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中，由于具體案情與罪名的契合度不盡相同，司法部門的定性也不盡一致，在法條的適用上時常“捉襟見肘”。

　　以曾引發輿論轟動的甘肅天水高考替考案為例，2009年底，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麥積公安分局東岔派出所所長侯兆鵬因違法為山東考生辦理假戶籍、假身份證，被判定構成濫用職權罪，但鑒于其犯罪情節輕微，被免予刑事處罰。

　　另據介紹，目前對作弊問題的查處大多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但面對系統的“內鬼”時，個別地方的主管部門難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以簡單的黨紀政紀處罰代替刑罰。

　　根據草案二審稿，為他人作弊提供幫助的，將被處最高七年有期徒刑。

　　鄭軍男表示，草案對“提供幫助者”的強調，意味著只要為作弊者提供幫助，無論其身份為何都將構成犯罪，處理此類犯罪或將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隨著作弊的現代化水平越來越高，組織化、集團化、鏈條化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參與者動輒十幾人、幾十人，并且分工明確、環環相扣。”李連寧表示，那些為實施作弊而租房租車、發送材料、傳輸相關物品的人也不能漏掉。他建議草案作出進一步修改，明確將參與考試作弊人員“全鏈條、全環節”地納入刑事打擊范圍。

　　鄭軍男認為，預防打擊考試作弊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要與其他措施協調配合方能收到更好效果。“刑法作為法律體系的最后一道防線，要以‘是否必要’為適用前提，否則可能導致刑罰濫用。”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提出，應當不斷增強各類國家考試的規范化、專業化建設;在“考試作弊入刑”之外，建議制定相應的考試法，不斷提升國家考試的法治水平。(白陽、烏夢達、羅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