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中國脫貧戰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王紅茹 董顯蘋 夏一仁 ●李開南 上官麗娟|北京、江西、重慶、甘肅報道

　　當下的中國，正在進行一項舉世罕見的脫貧計劃：未來5年內，使7000萬人脫離絕對貧困。

　　據統計，至2014年底，全國仍有14個集中連片貧困區、12.8萬個貧困村、7017萬貧困人口，重點分布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其中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有西藏、甘肅、新疆、貴州和云南，貧困人口數量超過500萬的有貴州、云南、河南、廣西、湖南和四川。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這7000萬貧困人口必須全部如期脫貧，一個不能剩。

　　這意味著接下來的5年里，中國平均每年要減貧超過1000萬人，每月減貧接近100萬人。

　　從中央到地方，已然進入了扶貧開發攻堅拔寨的沖刺期。

　　11月23日，中央召開了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后的首次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央嚴令，要求采取超常規舉措，拿出過硬辦法，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要逐級立下軍令狀，層層落實脫貧攻堅責任;還要實行最嚴格的考核督查問責。

　　5年時間，7000萬人脫貧。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啃硬骨頭”的攻堅戰，更是一場影響世界的偉大戰役。

　　總書記親自推動“精準扶貧”

　　據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介紹，十八大后，中央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力度空前，皆是由習近平總書記高位推動。

　　在習近平的從政生涯中，對于解除貧困，他有著持久、深刻的思考。習近平說， 40多年來，他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是他花費精力最多的工作內容。他到過中國絕大部分最貧困的地區，足跡踏遍陜西、甘肅、寧夏、貴州、云南、廣西、西藏、新疆等地。

　　1992年出版的《擺脫貧困》，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一本個人專著，記錄了他在曾主政的閩東地區對如何早日脫貧致富所進行的一系列探索。

　　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同一天，《福建日報》在頭版和二版發表了萬字長文《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習近平同志幫助福建少數民族群眾脫貧致富紀事》，寫滿了他對扶貧問題的長期關注、思考和憂心。

　　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后，他在國內考察的第一站是改革前沿深圳，第二站就來到了革命老區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據統計，十八大后，習近平每年國內考察的第一站都是貧困地區：2013年是甘肅特困地區;2014年是內蒙古民族地區;2015年更是將扶貧工作作為調研重點，第一站是云南，第二站是延安。

　　而在2015年的六次國內考察中，有三次主要涉及扶貧。尤為重要的是，6月考察貴州，習近平專門就扶貧工作召開座談會。他親自帶領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七個省區市的書記深入當地的貧困縣調研。這樣調研考察的規格和形式在中國的扶貧歷史上極為罕見。

　　貴州之行的考察成果對后來的脫貧決策影響甚巨。

　　習近平要求扶貧開發工作做到“四個切實”(切實落實領導責任、切實做到精準扶貧、切實強化社會合力、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六個精準”[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正是在貴州的扶貧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

　　據劉永富介紹，也正是在貴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按照現有標準，農村人口要全部如期脫貧，所有的貧困縣要減貧摘帽。

　　貧困縣官員：面對“最好的扶貧環境、最嚴格的考核”

　　在過去的30多年，中國已經有過世界上最為矚目的減貧成就：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了7億。汪三貴說，“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么快、這么大規模的減貧。”

　　劉永富總結稱，中國扶貧最大的經驗是黨的領導。

　　像中國這樣在政治上高位推動，劉永富認為，在國際上恐怕很少有國家能夠做到。

　　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主要力量是——黨政機關、單位定點、東西部對口、軍隊武警支持，現在還要進一步動員非公經濟、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的參與。

　　據悉，全國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已派出幾十萬人，組成駐村工作隊，下派到12.8萬個貧困村，基本實現了對貧困村的全覆蓋。

　　僅以江西省贛州市為例，截至目前，贛州市共下派66651名干部去幫扶。廳級干部幫扶5戶，縣處級干部幫扶3戶，科級以下干部幫扶2戶，如此全覆蓋。贛州市扶貧和移民辦公室主任黃建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幫扶的干部隨時會被抽查，‘你知道你幫扶的對象是誰，他的電話是多少?’”

　　來自中央部委的幫扶力量也十分強大。據黃建平介紹，39個中央國家機關及有關單位對口支援贛州市18個縣(市、區)，帶來了150個項目、42億援助資金。

　　例如，國家發改委安排贛南等原中央蘇區中央預算內投資76.35億元，批準發行企業債券54億元;國家審計署壓縮辦公經費115萬元支持對口幫扶單位會昌縣的建設，并捐獻聯合國機構審計經費及審計長劉家義擔任聯合國審計委員會主席期間個人薪酬，共計3000萬元，用于會昌縣成立教育扶貧基金等。

　　黃建平說，“不光是幫扶，中組部還從國家部委選派了2名司局級干部、37名處級干部到這兒來掛職。”

　　贛州市于都縣委書記藍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他感受到了歷史上最好的扶貧環境，“中央高位推動，形成了大幅度、全方位的扶貧格局，從各部委到軍隊都在地方扶貧，這是最好的扶貧環境。”

　　于都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也是上海市浦東新區的幫扶對象。今年10月22日，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備區司令員何衛東親自帶隊到于都縣結對幫扶。“一個縣級扶貧點，來了上海市委常委，這樣的扶貧力度前所未有。”藍捷說。

　　當然，作為貧困縣的黨委一把手，藍捷們也將面臨最直接的壓力。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要一起抓扶貧工作。

　　11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貧困地區的黨委和政府，要逐級立下軍令狀，層層落實脫貧攻堅責任。而且，要實行最嚴格的考核督查問責，以確保中央制定的脫貧攻堅政策盡快落地。

　　在此之前，貧困縣考核機制改革已經開始。中組部、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關于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河北、山西、浙江、廣東、貴州、甘肅6省已出臺了新的扶貧工作考核辦法。根據改革之后的考核辦法，農民收入增加多少、減貧多少人口、何時改變整體貧困的面貌，將成為未來貧困縣主要領導的考核指標。

　　目前，在甘肅省，已經實行了黨政一把手扶貧責任制，省市縣逐級簽訂扶貧目標責任書。對完不成扶貧攻堅任務的地方，將實行“一票否決”，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分管扶貧的領導干部將被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

　　資金投入、資源整合仍是難點

　　在總書記的親力和高位推動下，全黨統一了認識，各部委、各地區、各級政府對扶貧開發工作高度重視。

　　今年兩會期間，分管扶貧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參加江西代表團審議時，談及扶貧工作坦言，只有統一認識以后，各個部委、各個主體才能真正加大力度;只有統一認識以后，扶貧資源才能整合好，“認識不一致，分而治之是很難整合的。”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寶看來，這或將仍是未來這場脫貧攻堅戰的難點問題。“各個地方希望通過對現有各個部門及社會上的扶貧資金進行整合，來解決扶貧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但各部門之間的組織協調仍然是個老大難問題，一直存在著，現在看來，這些問題還將是問題。”吳國寶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說，當然，首要問題仍然是要解決扶貧資金的投入問題，“因為增長速度在放緩，中央財政在接下來的幾年，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政府資金投入目前來看很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但從這兩年的情況看，各級財政普遍加大了扶貧投入。2014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扶貧資金433億元，比上年增長10%;省級財政預算安排扶貧資金265億元，比上年增長27.3%。2015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扶貧資金460億元，比上年增長8%。

　　還有一個難題則是減貧效益遞減問題開始突出，減貧幅度從2010年的26.1%下降到2014年的14.9%，要在2020年前如期實現每年減貧1000萬人的目標，任務十分艱巨。

　　劉永富說，以前出臺一個政策一項措施，一下能解決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脫貧，現在出臺政策，就沒有這么大的邊際效益。“越往后越難，怎么辦?我們就要調整扶貧思路。”

　　如今，中央的扶貧思路已經轉向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這是習近平有關扶貧工作最重要的思想。這一思想成為扶貧的基本方略，且正在轉化為各地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實踐。

　　如期脫貧已是當下重大的政治任務，這是一場必須要贏的“戰爭”，沒有商量的余地，

　　而倒計時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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