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記是如何煉成的？
又到了記者節的時候了。從1999年9月18日，原國務院總理朱基簽發了新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再一次明確列入了記者節起，這已經是第7個記者節了。
一個全球化的語境要求我們要用全球的眼光來看待問題，世界從未像現在這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作為記者，時代要求我們有一個全球的視野，為此，本期我們特別推出世界名記系列。他們都是公認的知名記者，他們不諂媚、不屈服，他們站在正義和良知的一邊；他們的努力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國界和意識形態的局限；他們是對社會公正和理性的極大補充；甚至，他們的奮斗和不屈改變了歷史的航道。
勇氣
1940年8月8日，美國記者愛德華·默羅站在一間普通民居的屋頂上，用慣常的語調告訴等候在收音機前的千萬觀眾———“你好，這里是倫敦，我現在正站在樓頂上巡視著倫敦”。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戰爭現場進行直播，雖然只是以聲音的形式，但是，這種用空間超越時間的方式，第一次給了人們很大的沖擊。愛德華·默羅在大戰中所表現出來的非凡勇氣和創造力為新聞行業樹立了一個難以逾越的典范，就連英國當時的首相丘吉爾每當“這里是倫敦”播出時，也常常守候在收音機旁，準時收聽他的節目。
戰爭雖然是殘酷的，但是，也往往是造就偉人的時候，在世界的新聞發展史上，愛德華·默羅在不經意之間創造了歷史。從此，戰地記者幾乎成了評價記者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據說，世界上最早的記者誕生于16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作為當時歐洲的經濟中心，日益發展的經濟需要的是信息的交流和把握，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信息的收集和交換帶上了商業的色彩。這種以手抄形式的信息匯編就成了人類最早的新聞。
然而，光有信息并不是記者和社會的全部，也就是說，記者的責任并不僅僅表現在是一個信息的收集者這一點上。
評判一個優秀記者的關鍵是，你的腳站在哪里？
正義
愛德華·默羅當然是一個優秀的記者，因為他是站在正義的一邊，他的聲音鼓舞了千千萬萬被黑暗勢力籠罩下的民眾，他給了他們戰勝邪惡的勇氣和信心。
1940年秋，范長江應鄒韜奮之邀，寫了《怎么做新聞記者》一文，他說，對于記者來說，首先應該有一個堅定的政治方向，否則就如航海的船沒有了指南針；他把“要有操守，既不為金錢、利益、美女誘惑，又不為誹謗、誣蔑、威脅所嚇倒，要能堅持真理”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一條重要原則。而他本人也在自己的記者生涯中始終恪守著這條原則。
范長江當之無愧地成了一位優秀的記者。
同樣優秀的還有法國《世界報》的首任主編伯夫·梅里，他在上世紀30年代中后期擔任駐布拉格的記者時，就以自己反對納粹德國染指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正義立場。
不屈
“水門”事件是世界新聞史上的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次看似不經意的調查性新聞卻改變了美國的歷史，《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的執著和恒心固然令人敬佩，而作為《華盛頓郵報》的老板，因為丈夫的自殺而被迫走上新聞的凱瑟林·格雷厄姆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角。歷時一年多的深入調查和跟蹤報道，凱瑟林·格雷厄姆頂住了極大的壓力，終于取得了勝利。
記者是一個富有挑戰的行業，但是也是一個充滿了辛苦和艱辛的職業。有時甚至是生命的代價。僅新華通訊社近70年的歷史中，就有150多名記者在崗位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資料統計，在非軍事職業中，記者是僅次于礦工的第二個危險從業人群。
范長江說過：“一個記者，如果能為一個偉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
遠的就不說，最近一兩年來，因公去世的國內外記者就常常見諸報端，他們的勇氣和敬業精神為所有的記者同行做出了表率。
勤奮
包裹在名記身上的光環自然是奪目的，但在這種光環的背后，卻是他們那種對事業的高度執著和勤奮。
法拉奇對于國人并不陌生，她對鄧小平同志的那次采訪已經成為了經典。作為一名世界聞名的記者，在成功的背后，她卻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勤奮。
她說，在與死亡進行的斗爭中，寫作幾乎是惟一的方式。她用自我摧殘的方式寫作，早晨八點或八點半，一直到傍晚六七點。
“沒有中斷”，她告訴采訪者，“不吃，不休息。我寫作時比平時更能抽煙，一天大約50支香煙。我晚上睡得很糟，我不見任何人，不接電話，哪兒也不去。我不管周日、假日、圣誕節、新年夜。我變得歇斯底里，也就是說，如果我不多寫些東西，我會非常不高興，非常不滿足，并且有負罪感。我寫得很慢，強迫性地不斷改寫。所以我又病又丑，很瘦，而且長滿皺紋。”
看似自我摧殘式的勤奮體現了法拉奇的敬業精神。而她的直言不諱和坦率，也往往得罪了很多采訪對象。她甚至在采訪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時用了“暴君”這個稱謂。曾經因為“我接見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虛榮心。她采訪過世界各地的名人。我當時還剛出名不久，對于能夠加入她采訪對象的偉大行列感到榮幸”的基辛格博士在真的接受了她的采訪后，直叫“這是我生平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
原則
名記的地位當然是顯而易見的。多年來，沃爾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是美國新聞界的頭面人物，華盛頓流傳的一種說法是，每個駐美大使必須向美國總統遞交國書，但同時必須手持國家元首的私人書信向李普曼報到。
有個細節可以證明李普曼的大牌作風，1961年年初，蘇聯決定邀請李普曼再度訪蘇，并且同意他采訪赫魯曉夫。但是，當李普曼夫婦真的登上取道羅馬飛往蘇聯的飛機時，蘇聯方面發來通知，赫魯曉夫由于突然的政治事件，要求把采訪推遲一周。李普曼的反應是：“這不可能。”并向蘇聯表達了這個意思。轉天早晨，當他們到達羅馬時，收到了蘇聯方面的答復，同意準時采訪。
當然，像李普曼這樣的大牌作風其實是鳳毛麟角的。大部分記者在采訪的時候，其實需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我們新聞工作者必須做到準確和誠實。”丹·拉瑟這樣說，恪守這個原則的他，就有過在戰場上差點被趕走的經歷，因為他違反了美軍的新聞審查制度。采訪薩達姆是現在每個記者的夢想，丹·拉瑟采訪過兩次，而且都是薩達姆主動邀請。
強壯
一個強壯的身體是成為一個優秀記者的首要條件，現在媒體行業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時效性，這就要求記者需要有連軸轉的身體條件。
克朗凱特在1969年7月主持“阿波羅”號登月的現場直播時，連續主持了30個小時。而索爾茲伯里在古稀之年竟然戴著心臟起搏器重走長征路實地采訪調查，更是新聞采訪史上的佳話。他的成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讓人重溫那段體現了勇氣和豪情的光輝歲月。
文采
范長江在《怎么做新聞記者》一文中還說一個優秀的記者“要有知識，不停地學習，既要博，又要精；此外還要是多面手，打字、攝影、譯電、駕船、開車、騎馬等樣樣都要會，還要至少會一門外語，會寫各種文體的文章”。
從某種意義來說，馬克思是一個優秀的記者，他那些閃爍著睿智之光的學說與他的社論相得益彰。馬爾克斯雖然獲得了諾貝爾獎，不過他似乎喜歡當記者勝于喜歡做作家。海明威的文風得益于他的記者生涯。鄒韜奮的新聞性散文獨樹一幟。
歷史證明，記者不僅成為歷史事件的見證者，更是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社會歷史舞臺上的一個重要角色。在西方，新聞事業被認為是與行政、立法、司法并列的“第四種權力”。而作為新聞行業出色代表的知名記者更是被普遍認為是良知和公正的化身。他們的出色工作對實現公平和理性的社會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而同時，他們也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王金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