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耀宗先生與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創始人吳耀宗先生，從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理想的追求者，不滿現狀，努力進步，勇于改革，在參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后接受了基督教。為了獻身基督教事業，他在1920年毅然脫離當時待遇優厚的海關，進北京青年會任學生干事。1924年到紐約協和神學院讀神學，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1927年回國，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校會組主任干事。
1921年吳先生參加“唯愛社”，熱衷于“唯愛主義”。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基督教的一種思潮，要把耶穌愛的福音應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反對一切戰爭，認為可以用愛來改造社會。1931年吳耀宗先生兼任《唯愛》雙月刊的主編，寫了許多有關“唯愛主義”的文章。但他也感到，“我們的理想，是建設一個唯愛的社會，但是社會改造，談何容易!”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后，吳先生激于民族義憤，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李公樸、黃炎培、鄒韜奮等一起商談青年救國問題。從此走上抗日救亡運動的道路。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并華北五省，步步進逼，國民黨政府投降賣國，激起全國人民公憤。吳先生同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上海醫學院院長顏福慶、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陸干臣和男女青年會干事鄧裕志、劉良模等28位愛國的基督教人士在12月20日聯名發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對時局宣言》，宣告“我們站在真理的立場，主張全國民眾，一致起來，對于分裂領土的企圖，對于欺騙麻醉的手段，對于一切的威脅與壓迫，堅決地作英勇的反抗。……我們不惜為真理與正義而流血。我們決定盡我們的力量，去作這個偉大的反抗運動的后盾。”
同年“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很快發展為全國學生的救亡運動。吳先生在1936年元旦就敏銳地指出，“現在的學生運動，只是全國民眾反抗運動的開端。學生運動所以有這樣的號召力量，是因為它代表全國民眾一致的要求。”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進一步掀起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上海各界人民紛紛成立各界的救國會，吳先生參加了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等領導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同年各地救亡團體在上海籌組全國性組織，借吳先生工作的博物院路（現虎丘路）131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會議室，在5月31日至6月1日舉行會議，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此期間，吳先生同一批基督教人士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同各界救亡運動領導人有廣泛聯系。
1936年12月吳先生應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和太平洋宗教學會邀請去美國演講，他在全美44所大學演說123次，聽眾達25000余人，演說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呼吁美國人民和國際力量對日本進行制裁，并為營救當時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的“七君子”，（即抗日救亡運動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爭取國際支援。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吳先生正在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直到1938年3月回國。當時上海已淪陷，日本侵略軍尚未進入在英、法控制下的租界被稱為“孤島”，人民群眾還可進行某些較隱蔽的抗日活動。吳先生回到上海，參加胡愈之、王任叔等組織的“星二座談會”，參加者有各界人士鄭振鐸、許廣平、趙樸初、陳鶴琴、嚴景耀等，還有基督教人士劉湛恩、孫瑞璜、王國秀、陳巳生、沈體蘭、蔡葵、江文漢、楊懷生等。每星期二晚在八仙橋青年會聚餐，討論分析抗戰形勢，匯報各界抗日活動情況，并根據當時的條件開展各種抗日活動，支持出版各種進步書刊等。
抗戰爆發后，宋慶齡在香港組織“保衛中國大同盟”，宣傳抗戰，并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醫藥器材、經費等。以后在上海設立“保衛中國大同盟分會”，由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美國干事耿麗淑(Talitha A.Gerlach)主持，參加分會的人有吳先生、吳大琨、沈體蘭等。分會主要根據香港“同盟”指示，除接應國外寄來的募捐品轉送前線外，還在上海開展募捐活動，如舉辦義演、義賣、發動捐寒衣等。
1938年5月，吳先生離上海去內地訪問基督教青年會。在武漢時，為了了解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對宗教的態度，吳先生希望見到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不意周恩來同吳玉章竟到青年會來看望他。這次談話內容很廣，涉及抗戰形勢、國共合作、中國革命和宗教問題。周恩來指出，馬列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是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吳先生后來常同我們談起他第一次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談話，對他在政治上的幫助很大。
1941年夏，吳先生去四川講學，同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吳先生滯留成都，從事寫作和翻譯基督教著作，并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聯系當時形勢，闡明基督教教義，抨擊國民黨政府腐敗獨裁，引導青年追求光明，與黑暗邪惡勢力作斗爭，為創造民主的新國家和公義的新社會而奮斗。他熱情支持進步學生運動，用熱愛人民、堅持正義的言行對青年言傳身教，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深受教內外青年學生的敬重和愛戴，成為他們衷心信賴的導師，稱他的住所是“民主之家”。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反動派為搶奪勝利果實，積極準備發動內戰。1945年冬，反動派為鎮壓反內戰的民主運動，在昆明毆打、殺害學生，釀成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成都華西壩各大學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游行，吳先生、沈體蘭和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昂首挺胸，參加了學生的游行隊伍。沿途高呼“反對反動派獨裁賣國!”“要民主、自由、和平，不要內戰!”“嚴懲劊子手!”等口號。
文幼章回憶吳先生在成都時，曾在一次演講中坦率地告誡一批外國傳教士說：“你們有沒有嚴肅認真地去了解學生們提出的口號，抗議蔣介石的腐敗與壓迫?你們是否知道我們大多數人民對于重新發動內戰所造成的威脅的感覺如何?如果你們沒有看到人民事業的正義性，你們必須明白，當舊秩序垮臺時––這是必然發生的，你們勢必和它一同垮臺。你們企圖避免采取一種政治立場，這只是一個幻想。袖手旁觀就是一種政治立場；這種做法就是支持舊秩序。你們中間甚至有些人為外國幫助扶植蔣政府進行辯護。你們這樣做就是使中國基督徒思想混亂，而且制造更多的困難，阻撓教會適應于即將來臨的新秩序。”這些話鏗鏘有力，大義凜然!以后的歷史發展證明，吳先生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
吳先生于1946年5月回到上海。當時，正是蔣介石反動政府發動內戰的前夜，是人民群眾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運動的高潮。吳先生積極投入群眾運動中。為了制止內戰，上海50多個人民團體推派了吳先生、馬敘倫、簣延芳、胡厥文、閻寶航、雷潔瓊、盛丕華、陳震中等11位代表于6月23日去南京向國民黨呼吁和平。為歡送代表團，全市5萬多人在北火車站舉行大會，廣場上“要和平、反內戰”的口號和歌聲此起彼伏。代表團起程后，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竟遭到國民黨特務包圍毒打。在危急時，代表團秘書羅叔章把吳先生拉到餐室，幸免于難。受傷代表住醫院治療時，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和郭沫若、沈鈞儒、黃炎培等都去慰問。休息兩天后，代表團去見美國以“調處”為名，參與國共談判的特使馬歇爾時，嚴正表示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堅決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屠殺中國人民。馬歇爾顯得很不高興。蔣介石拒絕接見代表團，只讓簣延芳一人前去談了幾分鐘話，橫暴恣肆，含血噴人，把內戰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代表團到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受到周恩來、滕代遠等熱情接待。蔣介石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更從反面給吳先生等民主人士以深刻教育，也在全國人民面前進一步暴露其堅持獨裁、發動內戰的真面目。
這段時期，吳先生還常到各大學演講，熱情支持進步學生運動，贊揚他們“不只在搶救教育危機，并且搶救國家的危機，它所反對的不只是教育與學校本身的腐敗，也反對暴虐政治、殘酷內戰以及禍國殃民、喪權辱國的罪行。……學生不講話，恐怕石頭也要喊出來了。”他說：“不論目前政局如何沉悶，光明終會到來，要堅持下去，奮斗下去，最后終能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1947年“五·二○”國民黨政府在南京鎮壓學生慘案發生后，5月26日國民黨軍隊又包圍上海交通大學，交大學生青年會的學生打電話給吳先生求援。他立即邀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涂羽卿、上海青年會總干事陸干臣一同去交大，我當時是上海青年會學生部主任干事，也一同前去。但見交大門口軍警荷槍實彈，還有裝甲車等。吳先生等進去時，學生代表正與市長吳國楨辯論，強烈要求吳國楨釋放全體被捕學生，嚴懲毆打學生的兇手，受傷學生急需治療，軍警未得校方許可不得進入校內等。吳國楨對學生的正義要求理屈詞窮，在見到吳先生等前來后，就表示同意。學生要吳國楨簽字，并請吳先生、涂羽卿、陸干臣3人簽字作證人，使一場迫在眉睫的血腥鎮壓得以緩解。
當時吳先生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組主任，并擔任他在1945年創辦的基督教刊物《天風》主編。他除積極參加進步群眾運動外，更關心中國基督教的問題。
在全國人民反獨裁、爭民主風起云涌的斗爭的歷程中，為了幫助基督教人士認清形勢，辨別是非，1946年吳先生回上海后，積極參加由涂羽卿、陸干臣、孫瑞璜、王國秀、楊懷生、陳巳生、沈體蘭、丁光訓等在1945年勝利后發起組織的“中國基督徒民主研究會”，羅冠宗任執行干事。主要活動是為各教會、團體負責人組織演講會和座談會，請進步人士如閻寶航、楊衛玉、孫啟孟等來講時事形勢和參加反獨裁、爭民主斗爭的經歷。后來，由于形勢惡化改由吳先生、沈體蘭、陳巳生、陸干臣、楊懷生、涂羽卿、孫瑞璜、王國秀等組成的理事會每月輪流在各人家中以聚餐的方式，請黃炎培、章伯鈞等民主運動領導人來參加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