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旬老漢艱辛討債路：持法院調解書難討回欠款
據中國青年報 2月14日，星期一，62歲的曹福柱像往常一樣，早上5點就拄著拐杖到車站，趕車去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曹福柱身患半身不遂已近10年，走路一步最多走半尺，走幾步就要歇一會兒。普通人兩個小時的路程，曹大爺則要花一個上午。“到了法院，就12點多了，拿個號排排隊，下午一點半能見著法官反映情況”。
從2008年開始，曹福柱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都是這樣度過的。
曹福柱要反映的情況并不復雜，是一起別人欠錢不還的債務糾紛。他告也告了，贏也贏了，法院也強制執行了，但錢還是沒有全要回來。
2008年9月27日，鄭海濱(曹福柱的債務人)因涉嫌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抓獲。
“可沒多久，人就放出來了。”曹福柱為此開始了漫長的上訪路。
檢察院決定“不起訴”
2008年2月，曹福柱因鄭海濱欠款不還，將其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3月20日，在海淀區人民法院，雙方達成和解，簽訂調解書，鄭海濱承認欠原告曹福柱本息共計28萬余元，同意分兩次還清。
2008年4月20日是調解書上第一次還款的最后期限，可鄭海濱卻說沒錢還款。于是，2008年5月12日，曹福柱向法院申請執行3萬元，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這3萬元陸續給付完畢。
剩下的25萬余元，鄭海濱應該在2008年7月20日前付清。可是，鄭海濱再次失信，曹福柱第二次向法院申請執行余款。
2008年8月29日，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出執行通知書。鄭海濱在財產申報表中填寫了舊家電、舊家具等物，已無財產可供執行。于是，法院當天就以拒不執行生效調解書為由，將其司法拘留15天；2008年9月13日，鄭海濱又被法院以虛假申報財產為由司法拘留15天。
隨后，鄭海濱被公安機關以涉嫌“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罪”抓獲。
然而，在審查起訴階段，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卻作出了不起訴的處理決定。理由是：“鄭海濱所不執行的調解書及執行通知并非法院判決、裁定，不符合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要求。”
調解書的法律尷尬
從法院的司法拘留到公安機關的逮捕，其間限制人身自由方式的變化，曹福柱不甚了解，但人被放了的結果，卻讓他無法接受。
“很不公平”，曹福柱說，“檢察院為什么不起訴鄭海濱？”
2008年11月8日，曹福柱向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民行處提起申訴。
對此，檢察機關也是有苦難言。“經過偵查，沒法核實鄭海濱擁有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海淀區檢察院民行處的一位檢察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不能對其提起公訴。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拒不執行人民法院調解書的行為是否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中明確指出，“判決、裁定不包括人民法院的調解書，對于行為人拒不執行人民法院調解書的行為，不能依照刑法第31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313條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人民法院為依法執行支付令、生效的調解書、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等所作的裁定屬于該條規定的裁定。”
“這就是說，除非是為執行調解書所作的裁定，才可能以刑法第313條追究刑事責任。”這位檢察官表示。此案之后，他們向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出檢察建議，提醒法院在調解書與裁定上的轉化問題。
拒不履行經司法確認的調解書或可獲罪
“既然民事訴訟法規定調解書與判決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那在執行上為什么要區別對待？”上述檢察官表示，“法院執行上的多面性，必然影響執行權的權威性。
“類似情況在全國都很普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田宏杰說，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的行為之所以會被追究刑事責任，是因為它危害了司法秩序，而調解是社會化的矛盾化解方式，調解書并不當然成為此罪的犯罪對象。
但是，調解在社會矛盾化解工作中的作用正越來越重要。根據中央政法委的要求，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要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從政策機制上把調解優先原則貫穿于執法辦案中，努力實現案結事了。
以訴訟調解為例，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經人民法院調解，當事人達成和解或撤訴的案件共828.53萬件，占審結民事案件的61.39%，2010年上半年達到65.78%。
如果說當事人達成調解是化解矛盾的第一步，那么，切實追究不履行者的法律責任，應該是實現案結事了的重要保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田宏杰認為，全國人大2002年《解釋》的規定，擴展了刑法第313條中執行對象的外延，鑒于不是所有調解書都具有合法性、執行力，因此，《解釋》要求法院專門就調解內容下裁定，“這種形式上的轉化要求就是為了司法確認”。
但是，如果當事人達成的調解書加蓋了法院公章，就是經過了司法確認，無需另行要求法院確認。“如果再讓法院下裁定，就違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則”，田宏杰說，經司法確認后，當事人拒不履行調解書的情節嚴重的話，損害的才是司法秩序，才可能根據刑法第313條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在法理上沒錯，但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只能按照現行規定辦。”檢察官對此也頗為無奈。
田宏杰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復》時間上早于全國人大的《解釋》，而且，后者是立法解釋，效力也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因此，司法實踐中，應以全國人大的解釋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