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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民族文化開發、挖掘與保護等問題逐漸提上議事日程。
日前,由中國《民族研究雜志》和貴州大學共同組辦的“貴州文化多樣性和民族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在凱里召開。會上,來自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全國權威人類學、民族學界眾多專家學者指出:貴州的文化多樣性不但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旅游中且應尊重民族的自身認同和保障本民族的經濟利益。
專家呼吁:鄉村旅游,百姓受益是關鍵,與此同時,他們紛紛指出,鄉村旅游發展變化過程中,別忘了——

民族文化:貴州是座寶庫
貴州簡稱“黔”或“貴”。
這個因2500多年前秦時設置的“黔中郡”和1000多年前宋代設置的“矩(貴州土語語音讀gui,記者注)州”而分別獲得的簡稱,在歷史走向中無形彰顯了文化傳承的清晰脈絡。
日前,由中國《民族研究雜志》和貴州大學共同主辦的“貴州文化多樣性和民族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在凱里召開。會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全國人類學、民族學界眾多學界專家齊聚我省,對我省民族文化進行實地考察和調研。
會上,與會專家紛紛指出:貴州的文化多樣性不但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旅游規劃與發展過程中,在尊重民族自身認同和保障本民族經濟利益的同時,更應理性開發和利用。
據考古發現,我省境內早在20多萬年前就孕育著早期人類,經歷代繁衍生息,他們從部落發展成民族進而形成自己的獨特文化。
據統計,我省境內少數民族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5%,其間全國近半數的苗族、過半數的侗族和幾乎全部的布依族、仡佬族均分布在我省中南部。
除了獨特的原生態地理地貌外,專家稱,這些移風易俗是人類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文化標簽:如相傳是古羌人的分支的彝族其獨特的火把節、豐收節、祭山節;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以及他們獨特的服飾文化和苗年、吃新節、四月八、蘆笙節、端午節、龍船節等節日;源于古百越族系,秦漢時由百越西甌中的一支自長江支流沅水向西南遷徙于今貴州境內的侗族,他們同樣不但有自己的語言、獨特的建組文化和侗年、吃新節等節日。
中國《民族研究》雜志社副主編劉世哲先生認為,“多樣性文化并存,才使貴州多彩多姿。”這不但是我省的財富,同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座寶庫”。

多樣文化:應理性挖掘和開發
經濟的終極追求是利潤最大化,文化一旦與經濟掛鉤,各項經濟指標均不會太多注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對貴州文化的開發與保護問題,傳承是比較重要的。”西南民族大學楊政文教授首肯:“貴州省比較早就做了文化保護工作,”但這種保護“是以旅游來支撐的”,因此,他認為,在旅游開發與利用過程中,我們的民族文化不但出現了文化雷同,“并且相對單一。”
他說,在貴州省一些旅游景區,尤其是民族風情,有的本不是其本民族風俗,硬是生搬硬套地將別民族習俗復制過來,形成嚴重的文化雷同,并形成各類利益沖突和同類資源的不正當競爭。
而對我省境內安順等區域內的屯堡文化,中山大學民族學碩士生導師周大鳴教授提出另一觀點:“屯堡移民肯定是在不同時期來的,為什么要說它是同一個年代來的呢?”“為什么不說是不同年代來的,不是更有意義嗎?”
他認為:屯堡之所以形成獨特文化,并將漢文化很好地保存下來,其間明朝的各個時期,并且還經歷了一個200多年的清王朝,那么,清王朝會允許你明朝的軍隊存在嗎?“它不滅掉你才怪。”
周大鳴微笑著說,把它按文化形成時期劃分為“明代的屯堡,清代的屯堡,不是更好嗎?”這樣游客就可以客觀地領略到不同朝代的漢族文化,“并且還可以將古漢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如石板房,它本來是布依族的。它已經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還有服裝也一樣。所以,把握文化的真正內涵、開發,才不至于消失甚至毀壞文化本身。”
而云南大學博士生導師何明教授則認為,民族文化旅游的價值在于文化多樣性的存在,經濟性質的旅游開發,容易使獨特文化受到傷害:“如云南的幾個旅游景點,把其他地方的文化都移植過來進行嫁接,有的甚至把當下電影中的一些片段也移植到這個村子中來。如花瑤村,它是一個傣族里人口很少的一個支系,它自己有特殊的多元化、多樣性的文化,但它不僅把西雙版納的傣族和其他傣族的文化移植到村子中來進行表演,而且把云南的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也移植過來,使這種表演隨處可見,有的甚至曲意更改文化本身。
“但任何文化都是發展的,在傳統與發展之間,應理性應對并科學地進行開發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學張建世教授經過多年研究后得出結論:對文化的保護,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去判斷其價值,并用最多最大的方式方法進行保護,學者和官員事實上都無法叫當地人怎樣或不怎樣,事實上,文化在不斷地發展、運動的,我們要完全阻止它的發展很難,因此,對民族文化的開發,應理性的,經過多方研究后,在有效和科學地保護民族文化后,才是科學的開發。

旅游開發:尊重民族自我認同
忽略本民族民意,“是當前各類民族文化的開發與利用存在的通病”,云南大學民族學專家、博士生導師陳慶德教授認為:“文化保護應當尊重當地文化的解決權,不能忽視本民族的文化權利。”
他說,由于擁有文化資源的本民族大多缺乏資金和經驗,景區開發的老板和工作人員都不是本地人,“他們許多都是打著文化保護招牌追求更多的經濟利潤。”他說,“例如西江苗寨,開發商們首先想到的是把醫院、學校搬出去,把地方讓給開發商,那么,實際上,給當地人帶來極大的不便,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上學要走那么長的路,而且,沒有這些孩子,這些地方怎么能發展?”另外,“在西江苗寨,有的人把房子修得很新,這怎么申請文化遺產呢?”他說。
與此同時,中山大學碩士生導師、民族學周大鳴教授則認為:“現在貴州是處于后開發的過程中,要參照人家做得好的地方,吸取教訓。”
其中,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村民要自己來管理自己。”他說,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民族文化擁有者與旅游開發公司永遠存在矛盾,“我們擔心貴州在開發時的規劃問題,把多樣性的東西發展成一樣性的東西。”“我覺得如果游客來看苗寨都一樣,那我就不來這里看了。所以,我們要盡量展現獨特的文化。
廈門大學民族學石奕龍教授認為,一個民族的發展不能光靠旅游,必須全面兼顧才能使其發展起來。“他人”的意見過多的強調哪個民族,所以更多的尊重“自我”的本民族的意愿。
與此同時,云南大學前黨委書記、民族學專家、博士生導師高發元教授認為:“鄉村旅游:百姓受益是關鍵。”他說,“當前對民族文化的開發,很大程度上沒有讓文化擁有者獲得實惠,這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和諧。”因此,他建議,各級政府在民族文化開發與利用上,政府應更多考慮將文化擁有者納入發展中來,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和開發民族文化。
(陳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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