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寬泛的全球經濟政策環境觀察，由于持續的債務壓力以及復蘇乏力，包括歐元區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將延續財政緊縮、貨幣寬松的格局，全球會進入一個較長的低利率時期。這種狀況對新興市場、對中國的影響利弊兼有，需甄別防范。有觀察人士提出，在形勢逼迫下，歐洲央行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如果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可能推動熱錢反復進出交易性的大宗商品及新興市場風險資產領域，使各國的通脹管理和宏觀調控難度增加。

　　機遇與借鑒：全球格局調整下的趨利避害

　　利弊相生，危中含機。正如一些觀察人士所言，對于中國而言，歐債危機“并不全是壞事”。

　　從對外投資角度看，歐債危機帶來歐元資產的進一步貶值，將有利于有資金實力的中國企業海外“抄底”，以參與全球市場和技術競爭。近兩年，中國企業并購歐洲企業的案例不斷出現，比如三一重工收購德國機械巨頭普茨邁斯特、山東重工洽購意大利豪華游輪廠商法拉帝股權、國家電網參股葡萄牙國家能源網等。

　　從國家層面看，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將繼續倒逼中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模式，進一步“向內”尋求增長動力。此外，未來如果歐洲重債國需要更多國際資金援助，中國可以考慮通過適當途徑和方式參與，從而在全球經濟治理舞臺上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拓展空間。

　　從全球貨幣體系的演化角度看，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歐元這一人類貨幣史上的重大創舉受到重創，再加上美元憑借儲備貨幣地位“綁架”世界經濟的內在矛盾，全球對一個“多極化”貨幣體系的需求更盛，人民幣國際化的外部環境或將更為有利。

　　時至今日，歐債危機已持續近三年，雖然很多問題仍難有定論，但其形成變化的過程，無疑為中國預判未來風險、思索長久發展之路提供了鏡鑒。

　　有專家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主權債務危機是歐洲國家過度福利化的一個結果。由于選舉政治的影響，西方國家財政政策很大程度上成為福利化的工具，長期而言存在不審慎的缺陷。如何在財富積累和財富分配中尋求平衡，是值得探討的重大問題。

　　另外，在債務危機形勢逼人時，歐美當局短期內更多依仗于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提出更多挑戰，就連秉持盯住通脹立場的歐洲央行也不得不采取量化寬松政策等“托市”之舉。以貨幣手段應對財政危機，是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創新，還是埋下新的危機種子，需要深入觀察。

　　再例如，就歐元這一統一貨幣而言，當初的設計被認為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經濟競爭力，但歐債危機反映出，在歐元發展歷程中，為實現區內國家的福利趨同，經濟效率和競爭力被部分犧牲。這種“事與愿違”，對于還在探索區域貨幣合作、乃至勾畫區域同一貨幣可能性的其他經濟體，也是寶貴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