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糾結中前行

　　九月，大學校園迎來了新學生，新學年。對于新生而言，與中學時代最不一樣的應是大學的選課環節。各式各樣的課程會讓大學新生感到新奇和激動，尤其在必修課中，除了專業課外，還會接觸到一門嶄新的課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去年5月，教育部要求高校必須開設“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并覆蓋全體學生，其中性心理及戀愛心理列為必修的重要內容之一。而此部分的內容亦是大學生活中最不能回避的話題。

　　“我只是希望當一名性教育老師。”華中師范大學人類性學女碩士彭露露在求職路上屢屢碰壁，直到被媒體報道并一夜成名后，才終于圓了教師夢，在南方某高校開設性教育公選課。

　　盡管只能開設公選課，離國家規定的“公共必修課”還有距離，但彭露露表示“仍然很開心”。她說，自己會在可觸及的范圍內言傳身教，一點點把平臺搭好，慢慢普及性科普知識。

　　彭露露的尷尬遭遇，折射出當下中國性教育不容樂觀的現狀。無獨有偶，許多高校開設相關公選課的“遭遇”，同樣印證了中國高校性教育的尷尬現實。

　　學生

　　基本上靠“自學成才”

　　南開大學心理健康指導中心主任袁辛曾指導學生對300名本科生和150名碩士生作了一次調查，在“性知識主要來源”的問卷中，35%的學生表示來源于同學和朋友，40%來源于大眾傳媒，僅有8.6%來自于學校教育。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性教育，就是我接受的第一次性教育。因為實在太羞澀太尷尬了。”浙江傳媒學院大三學生劉珝說，她第一次接受明確的性教育是在小學五年級，老師只是給他們粗淺地講了男女生之間的不同生理構造。

　　浙江理工大學大四女生孫銳萍的第一次性教育也是在小學。“當時是‘群體性’教育……大家一起看小冊子。”孫銳萍回憶道。

　　“不管性格多么豪爽的學生，都不會公開談性。”這是心理健康教育老師蘇巖的經驗之談。蘇巖在多年的教學中觀察到，學生明顯對書中的某些章節感興趣，但又交織著難堪、羞澀的情感。有幾次，蘇巖故作淡然地提及一些“敏感詞”，借此判斷是否繼續講下去，“但學生本來聚精會神的眼神頓時慌亂不已，一個個趕緊低下頭，生怕跟我發生眼神交流。”于是，蘇巖便不了了之，讓學生自習這些章節。

　　孫銳萍覺得，大學生很需要進行比較系統的性教育，不僅僅是一些基礎知識，“雖然男生都會自己去找資料看，但女生就不一樣了。”她的父母平時只是告誡女兒不要和男生走得太近，強調貞操的重要性而已。

　　武漢大學教師朱俊勇通過課堂調查發現，由于正常性教育渠道阻塞，隨著互聯網普及，中國大學生的性知識主要來源于網絡。可是“網絡上的東西良莠不齊，充斥著色情、暴力，同時也不一定科學”。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學生陳慶(化名)說自己的性知識基本上都來自互聯網。他坦承，自己對互聯網又愛又恨，因為借助網絡了解性教育一般通過非正規渠道，在獲取知識的同時，也吸收了相當大的“糟粕”。

　　“學校應該是最好的性教育基地。”廈門大學研究生張羽沛也不無遺憾地說。在他看來，來自校園的熏陶，比其他渠道更系統和科學。這也是許多大學生的觀點。

　　課堂

　　在爭議中前進

　　武漢大學一間能容納164人的教室，面對200多雙渴求、熱情的眼睛，一下子就變得狹小，走廊上擠滿了人。“由于教務部對選課人數有限制，兩位交流生只能旁聽。”《性與健康》課程教師、第一臨床醫學院朱俊勇介紹道。

　　此前，該校周運清教授主講的《性與社會》通識課也是“人山人海”，每學期開課都有250人左右選修。性教育課程現場仿佛盛夏之火，可是下課之后，溫度立降，學子們對性的態度瞬轉，尤其是在公共場合，可謂談“性”色變。

　　換了環境，似乎就“換了天”。

　　在申請加入朱俊勇為該課程建設的公共交流平臺——“性與健康”QQ群時，群主以“保護同學隱私”為由婉拒，學子的顧慮和審慎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