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買國際電影節授予張藝謀終身成就獎
 

　　“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業。”坐在《經濟參考報》記者對面的張藝謀，邊說邊指著他背后墻上的一份份“電影作業”海報：《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英雄》(電影版、美劇版)、《十面埋伏》、《山楂樹之戀》(電視劇版 電影版)、《金陵十三釵》……

　　與之相伴的，還有輿論對“鐵道部‘天價宣傳片’”“與張偉平分道揚鑣”“因莫言獲獎而舊事重提”“孟買電影節獲‘終身成就獎’”的“狂轟濫炸”。

　　張藝謀的新聞，從來都是媒體的素材，要么是溢美之詞，要么是罵聲一片，讓這位“中國首個國際A級電影節影帝”“中國首摘國際A級電影節最佳故事片大獎”的第五代導演領軍人物，始終飽受爭議。

　　從張藝謀的“電影作業”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從藝軌跡，更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脈絡與流變。

　　藝術與商業的博弈從未停止

　　“‘媚俗’還是‘崇高’，是每位導演一生的難題。”

　　“電影票房再好，還是有人批;國際獲獎再多，還是沒人看;觀眾需求再大，也得求平衡。”對于始終在藝術與商業間徘徊的中國電影，張藝謀道出自己的導演觀，“‘媚俗’還是‘崇高’，是每位導演一生的難題。”

　　從《老井》到《有話好好說》，從《紅高粱》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的作品跨度之大，反襯出電影主題的時代烙印和時代之變。

　　“我從影早期的作品有一種呼喚。你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紅高粱》，像火一樣燃燒的作品，因為那是個熱血沸騰的年代，人們在文革后極力燃燒積蓄已久的能量。”張藝謀回味道，“我在形式上追求特殊、張揚，呈現出自覺、強烈的個人風格;在內容上表達對中國社會未來的思考。說白了，這是一種對思想解放的釋放。”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伴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電影融入市場化浪潮，商業電影如雨后春筍般綻放。張藝謀也不例外，他轉型執導的武俠巨制《英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

　　“有人說我拍商業電影是墮落。”張藝謀搖著頭解釋，“從傷痕文學、尋根文學、苦大仇深的思考氛圍中跳出來后，我本能地覺得應該做些不一樣的東西，帶有強烈的娛樂元素，這樣的電影才好看。”

　　的確，拍電影，不是寫論文，觀賞性在任何時候不能放棄。“電影是一種夾帶文化，觀眾觀影，在愉悅的同時，會自然而然感受到影片傳遞的價值。”張藝謀說，網絡上，要找潘石屹，先得點擊房地產板塊，要找張藝謀，只能搜索娛樂頻道。“社會就這么定位，你只能在娛樂產品中，裝進一點內涵，一句話，商業電影就是寓教于樂。”

　　藝術與商業的博弈從未停止，其背后往往附帶著“媚俗”與“崇高”的爭論。“在‘媚俗’與‘崇高’之間，我們往往顧此失彼，無法完美平衡。”張藝謀坦陳，“有人說商業電影低俗，有人說藝術電影晦澀，無論拍哪種，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統一，才是導演追求的終極目標。否則，你就得做好挨罵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