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手現象屬“三不管”地帶

　　“面對我國愈演愈烈的學術不端現象，司法機構、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不能再互相觀望，應當各司其職”。

　　曾在北大、清華和斯坦福大學就讀過的王女士評價國內外不同學府對論文的要求時說，斯坦福大學學生做的基本上都是研究性論文，偏理論，雖然沒有國內的實踐性這么強，但是學術目的很單純，同時也不需要很快寫好。而國內大學的論文則“普遍比較水，拼湊的很多”，國內學府對于學生是“輕培養重使用”。

　　王女士在斯坦福學習了三年，她沒有聽到過學校內有論文代筆的行為，她認為，在斯坦福，“學生的自律性很強，也許有不規范的行為，但比例很低。”

　　對于國內大學愈演愈烈的論文槍手現象，有關部門有哪些行政手段或是法律法規可以約束呢?一則案例說明了這個問題。

　　2009年6月，武漢工商部門調查一起維權投訴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家專替人代寫、代發論文的槍手公司。公司法人郭某直至被查仍堅稱不知此舉違法。了解這起案件的律師認為，個人代為他人寫論文，是學術道德約束的范圍;而企業以此為主業，超過了其“文化教育信息咨詢服務”等經營范圍，工商部門可以“超范圍經營”查處。

　　也就是說，嚴格意義上，對于代寫論文，法律還沒有明確的相關處罰規定。而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或是高校，也鮮有專門針對槍手行為而制定的處罰準則。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

　　舞弊行為包括的形式多樣，據了解，現在高校為了嚴控論文的重復率，會使用論文比對軟件，以此甄別論文真假、降低重復率、把控質量。但對于槍手原創的論文，則往往沒有更好的辦法。

　　論文槍手泛濫、長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對于這樣的情況，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直言，除了輿論的關注外，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司法機構、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司法機構應該嚴肅查處這種非法交易，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則應完善學術管理、評價體系杜絕這種交易。

　　熊丙奇認為，對于學術不端的處理，我國司法機構、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目前存在責任混亂，權界模糊的問題。“有的明明是學術評價問題，可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置若罔聞，當事者只有上訴法庭，請法院仲裁，而法院無法對學術成果進行鑒定，從而使學術紛爭難有權威結果”。有的明顯具有學術欺詐、侵吞國家財產等犯罪情節，可卻只對當事人進行撤銷相關學術職務的處理，卻不啟動司法程序，讓學術欺詐者逍遙法外。

　　對“代筆論文”網站的處理，熊丙奇認為，從司法機構的角度來看，他們無從對論文質量進行認定，但可確認花錢買論文，然后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去獲得學位、職稱、課題、獎勵，這是非法交易，花錢買論文者，涉嫌學術欺詐、侵吞公共財產;出售論文者，則涉嫌非法經營、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因此，司法機關不能旁觀，而應該嚴厲打擊。

　　所以，司法機關在進行調查，確認交易屬實之后，當把調查結果報告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以便教育機構和學術機構對當事人進行進一步的學術處理。這樣的處理，也就讓當事人承擔相應的違法代價與學術不端代價。

　　熊丙奇說，無論是學術機構先啟動對學術不端的調查，進而再納入司法程序;還是先由司法機關查處違法問題，再進行學術不端的處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維護學術的尊嚴，倡導健康、有序的學術管理秩序與社會秩序。“面對我國愈演愈烈的學術不端現象，司法機構、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不能再互相觀望，應當各司其職”。

　　有專家認為，對于學術不端的處理，我國司法機構、教育機構與學術機構，目前存在責任混亂，權界模糊的問題。無論是學術機構先啟動對學術不端的調查，進而再納入司法程序;還是先由司法機關查處違法問題，再進行學術不端的處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維護學術的尊嚴，倡導健康、有序的學術管理秩序與社會秩序。

　　- 專家觀點

　　●張政法，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特別觀察員，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以往屬于地下工作的槍手代筆，現在儼然成了公開標價的熱門商品。很多評判的聲音聚焦在買賣論文屬于道德缺失，甚至涉嫌違法等方面，我倒覺得，杜絕論文買賣、學術造假，關鍵是要釜底抽薪。

　　為什么有人會去買論文?直接原因是寫不出。

　　前幾天，是學生論文定稿的時候，看著本科生的論文，有時會讓指導老師為難：

　　一是積極性不高，不少人應付了事，老師得天天在屁股后面追;二是水平不高，所謂的研究往往沒有創新價值。常常是材料的堆砌和他人成果的拼接。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高校的教學設置本身，就沒有在日常教學中呈現研究性，到了畢業的時候，讓學生短期內學會研究，學會寫研究性論文，不符合實際，完全是為寫論文而寫論文，老師近乎拔苗助長。雖然，一些實踐性強的專業已經不寫論文，改做畢業設計，但問題都差不多。

　　因此，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改革高校的教學設置，首先，設置不同類型的學位，實踐型、研究型，讓社會去選擇，讓學生差異化學習;其次，真正實行學分制，不是強制讓學生學什么，而是讓學生選擇學什么;再次，課程中適當加入研究類課程，現在的課程幾乎都是知識性課程，灌輸式教學，注重知識的遷移而不是生成，缺失了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最后，是嚴格學位管理，不是嚴進寬出，而要寬進嚴出，切實提高教學質量。

　　當然，這只是解決買論文的直接辦法，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買賣論文之所以生意興隆，根子上還是唯學歷論。找工作、晉職級、報項目等，都要看出身、學歷。

　　進一步說，唯學歷論背后則是用人制度不科學，人事管理與選拔不透明，無法實行真正的唯才是舉，只能通過學歷等硬性杠桿來維護低層次的形式公平。

　　所以，解決學術造假，也是系統工程。

　　- 記者手記

　　擺脫論文去評價教育成果

　　論文槍手，是學生道德問題，更是教育制度的問題。

　　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師認為，買賣論文涉及很多因素，“糾結在一起，形成蔚為壯觀的產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現有評價機制，高校教師、科研人員所有的工作業績，“一切都最終化為數字，你發了多少篇文章”，這種扭曲的評價機制對于教育制度的滲透，就形成了今天這樣“一篇論文定學業”的情況。

　　“論文定乾坤”的行業還有很多，無論是中小學教師，還是急診科大夫，這些實踐性極強的崗位，在申報職稱時，發表論文的數量和期刊層次都最重要的。

　　沈陽曾開發反剽竊軟件，研究國內論文買賣問題三年，被外界稱為“反學術不端的斗士”，他同樣認為，解決論文剽竊和論文槍手問題，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取消專科生、本科生的畢業答辯，取消碩士生的發表要求以及部分碩士生的論文答辯，取消部分非研究性人員的職稱評審對于論文的要求。

　　教育界人士在面對論文槍手問題的時候，不是去指責槍手的唯利是圖，也不是批評當下大學生學術能力差，而是不約而同地將矛頭對準了槍手市場背后隱藏的深層次教育制度問題，那么，該如何脫離“論文”，科學、客觀、全面評價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