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5月25日電 近日，北京、吉林延邊等地警方開展清查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三非”外籍人員的“百日行動”，引起各方高度關注。

　　改革開放以來，來華的外國人逐年增多。然而，大量“三非”外籍人員的出現，也給我國社會管理帶來新的挑戰。今后，除了開展清理行動，我國應如何在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高的背景下有效應對“三非”問題呢?

　　“三非”問題開始凸顯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來華外國人持續較快增加，入境目的和身份日益多樣，在華活動廣泛復雜，流動性強。”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說。

　　來自公安部的數字顯示，1980年外國人入境僅74萬人次，2011年已增至2711萬人次。近10年來，外國人入境人數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遞增。

　　“隨著外國人的增多，‘三非’問題也日益顯現，除了帶來管理上的難題外，還埋下了諸多刑事犯罪隱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涉外警務系教授向黨說。

　　有調查表明，“三非”外國人中，非法居留的占80%左右，非法入境人員主要來自鄰國，非法就業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外語教育、涉外演出、涉外家政、勞動密集型產業等，大多以留學、訪問為由入境后非法就業。而且，“三非”人員中有的甚至專門來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據悉，1995年，全國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查處“三非”外國人首次突破1萬人次;2011年，這一數字又翻了一倍。

　　“三非”外籍人員不僅對邊境管理、社會治安帶來挑戰，也對我國人口就業和資源分配帶來負面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任茂東說，如果對外國人來華就業不予管理，就會沖擊國民就業崗位，擾亂人力資源市場，占用有限的資源。

　　“‘三非’問題是一個國際性問題。我國改革開放成就卓著，困擾一些發達國家多年的‘三非’問題，已很現實地擺在了我國面前。”向黨說。

　　管理“三非”難在何處?

　　公安部門人士表示，“三非”外國人管理難點多、難度大。例如，公安機關對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國人沒有專門羈押、審查遣返場所，各地拘留所普遍存在羈押場所和外語干部不足等問題。

　　又如，部分毗鄰國家的婦女非法入境后，與中國公民非婚生育子女，被依法遣返后再次入境的情況比較突出。有的長期在華滯留，成為歷史遺留問題。

　　再如，一些國家駐華使領館核實人員身份時間長、效率低，在等待過程中，我國的管理成本加大，事態發展不好把控。

　　記者了解到，當前，外國人服務管理涉及領域廣泛，職能分屬不同部門，在政策銜接、信息共享、協作配合等方面需要加強統籌協調。一些部門尚未建立外國人管理服務信息系統，已建立的尚未充分實現信息共享。

　　法律法規滯后也是一大困難。我國現行與在華外國人服務管理相關的涉外立法多出臺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當前的形勢需要。

　　如何在擴大開放中強化服務和管理?

　　今年兩會審議通過的刑事訴訟法做出修改，外國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不再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而是由基層人民法院一審。這一改變體現了我國立法機關、執法機關不再把外國人違法犯罪看成是特別復雜難辦案件的態度。

　　“處理外國人違法犯罪案件時要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依據法律和事實，客觀公正地處理，這是今后堅持的方向。”向黨說。

　　為從源頭上進一步規范外國人入出境、留居和就業，我國相關立法步伐正在加快。截至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對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進行兩次審議。一些更為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修改，有望體現在最終的正式法律條款中。

　　推動涉外管理立法，正是國務院日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提出的六點建議之一。其他五點包括：建立統一、高效的服務管理機制;建立涉外服務管理信息共享機制;加強對“三非”外國人管理;完善入出境和停居留制度;完善外國人就業管理制度。

　　除此，有關人士還提出了一些建議。例如，任茂東委員建議借鑒美國、日本的做法，對在華停留超過一定期限的外國人提取并保留指紋等相關信息;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王琳建議設立專門的外國人入境就業管理機構，并加強查處“三非”外國人專業隊伍建設和專門場所建設。

　　據了解，加強外國人在華服務和管理，并不意味著提高入境門檻。我國在集中清理“三非”外國人的同時，也在致力于建立人才簽證制度，進一步擴大“綠卡”簽發對象，為引進外籍高層次人才提供充分的入出境和停居留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