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的講述者
百萬莊大街24號，在北京是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院落，普通得似乎不能再普通。它似乎與聞達、喧囂無緣，靜謐、幽雅，獨處繁華京城。但當你聽到蕭乾、葉君健、楊憲益、徐遲、丁聰、愛潑斯坦、沙博理……這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并了解了他們與這個院落的關系，肅然起敬是每一個人心中油然而生的情感。這里，中國外文局，它的前身，是中國新聞出版署國際新聞局。他們，一個群星璀璨，因為新中國言說而享譽世界的群體。
回祖國，奔北京
1949年，中國大地上的戰火硝煙還沒有褪盡，新中國如朝陽在世界的東方噴薄欲出。
這一年9月初的一天，活躍在香港的《中國文摘》英文雜志編輯部的張彥、車慕奇、沈野、康凌，作家蕭乾一家從香港乘火車到達北平前門火車站。第二天，他們就急切地去了南河沿一個有回廊的四合院，新中國的國際新聞局就在那里。
和張彥、蕭乾一樣，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青年才俊們正從美國、英國、印尼、蘇聯……奔向自己的祖國。
張彥在幾十年后的一段回憶，重現了最初的日子。“我們的第一任務就是籌備出版新中國第一本對外宣傳刊物《人民中國》英文半月刊。沒有想到，剛解放的北平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夠印外文雜志的工廠，只能求助于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印外文教材的小小車間。機關里實行的是‘供給制’，誰都沒有工資，生活水平很低，由公家供給小米和制服。吃飯都在公共食堂，分大中小灶三級不同待遇。大灶最差，只能啃窩頭喝棒子面粥。只有中、小灶才能吃到肉葷。當時，編輯部里多數是滿腔熱情從海外歸來報效祖國的留學生，生活都受到特殊優待，吃的多半是中灶或小灶。像我和車慕奇這樣擔負一定領導責任的黨員干部，都只能吃大灶。住宿舍，也是分配給我們最差的房子，好的都優先留給非黨同志。那時候，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當然，從沒人議論。大家一心都撲在辦好雜志，讓新中國在全世界樹立好的形象。連夜間串門聊天，談的還是工作，甚至惹怒了女主人下‘逐客令’。”
這也是蕭乾幾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1949年7月，剛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的母親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和父親懷抱著只有6個月的姐姐，毅然和其他一些愛國青年一道登上開往祖國的‘戈登將軍’號輪船。由于當時祖國的海岸線已被美國軍艦封鎖，同船的進步學生紛紛拿出自己的錢物，父母也摘下了他們的結婚戒指，懇求船長設法將輪船在中國靠岸。歷盡千辛萬苦，父母最終回到祖國的懷抱。由于母親沿途過度緊張勞累，致使奶水完全中斷，可憐的姐姐從一個白胖娃娃變成了瘦弱多病的孩子，這令父母心疼不已。”“我永遠記得母親講述參加開國大典的情景，他們的激動心情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母親說，當時只任淚水縱情流淌，因為祖國母親終于擺脫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和宰割，中華民族終于推到了三座大山，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封鎖，我黨急需向世界發出我國的聲音，急需讓世界各國人民了解、支持和同情中國。在美國學習新聞專業的父母很快加入到新中國的對外宣傳工作中，他們充滿理想和激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加班加點甚至通宵達旦。”段連城、王作民的女兒在他們離去后寫下的這段文字，勾畫了一代從事外宣工作知識分子的縮影。
段連城、王作民夫婦在外宣崗位上工作了一輩子。段連城是深受尊敬的老局長，在位時提出了“對外傳播學”的概念。王作民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革命者，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高才生。在編輯、翻譯崗位上工作了一輩子。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讀者耳熟能詳的《美國萬花筒》這本書，是王作民66歲時接受邀請，只身赴美，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寫成的。為了此書，她一年中行程數萬里，走遍美國南北東西，廣泛接觸美國社會。這本書后來由段連城翻譯成英文出版，同樣得到了外國讀者的喜愛。
楊憲益和妻子戴乃迭，是踩著新中國建設的鼓點走進外文局《中國文學》編輯部的。1953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篇，這對在外文局被稱為“中外合璧”的夫婦也開始了中國文學經典中譯英的壯麗事業。關于楊先生夫婦的工作狀態和所思所想，我們今天已經無從知曉，但我們看到了他們奉獻給讀者的心血之作：《離騷》，《儒林外史》，《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魯迅選集》……上百萬字的中國名篇、名著，因被他們譯成英文而走出了國門，讓世界的讀者分享。他們的翻譯速度，讓同行感嘆為“驚人”。上世紀70年代后期，楊憲益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夫婦倆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楊先生在打字機上把中文譯成英文初稿，取下交給夫人執筆修改，兩人忙于工作、思考，沒有過多閑談。”楊憲益的妹妹回憶說。艱辛自不必說，此時，他們已年近古稀。但相信兩位老人工作著是愉快的、美麗的，因為，他們為之辛勞、為之牽掛的祖國，正如他們所期望的，重新煥發了勃勃生機。
1978年到1980年，英文版《紅樓夢》分三卷出版。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成英文的《紅樓夢》。
喬冠華、龔澎、王福時、康大川、羅良……他們從美國、英國、日本、印尼、蘇聯、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奔回來，外文局是他們為新中國服務的起點，他們中的段連城、王作民、車慕奇等很多人，為此奉獻了畢生精力。“盡管大家一路磕磕碰碰，但從沒有喪失信心，他們一生都在做這一件事。外文局是共和國外宣事業的一個縮影。”“60年來，我與人民共和國一起成長，同甘苦，共命運，無怨無悔。只要一息尚存，我愿為我所愛的祖國的每一步前進，貢獻自己的一切。” 伴隨著“一二·八”、“七·七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一個個國難日長大的張彥，古稀之年在《青山在》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藍眼睛，中國心
或金發碧眼，或膚色黝黑，他們的存在，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是外文局唯一擁有的獨特風景線。
愛波斯坦，一個90年生命里程中在中國生活了82年的猶太后裔，在中國外文局工作了半個多世紀。
“在我生命的余暉里，有人也許會問：你對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中，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并躋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中國人民占全人類的五分之一，在整個世界的命運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是愛潑斯坦的回答。
“就在這個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們回來了。我們作出了最后一個，也是最完善的選擇：在中國居留。我們在中國經歷了種種甘苦、種種考驗、種種勝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觀察家’，我們是從中國內部來觀察國際風云的。由于我們熟悉這兩個世界，我們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別人獲得一種比較完整的看法。”愛潑斯坦的回憶錄《見證中國》中這樣寫道。
愛潑斯坦是《中國建設》創業者之一。創刊之初，因為編輯部設在北京，印刷在上海，“愛潑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常常是坐火車奔跑在京滬之間”。對新中國的外宣事業，他全身心投入。他參加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審定，是這方面的權威專家。他是《中國建設》的總編輯，在主編雜志之余，做了大量的編譯工作，相繼完成了《西藏的轉變》、《從鴉片戰爭到解放》、《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等著作。為了寫《西藏的轉變》，他在30年間先后四次進藏，采訪了七八百人，記了近百萬字的筆記，研究了幾十種有關西藏的著作。書出版后，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被視作一部研究西藏問題的重要著作。
莫里斯·西昂達是最早瞻仰中華“人文初祖”陵園的外國人之一。《北京周報》的張立方清楚地記得，那天，在下山的路上，西昂達對他說：“來拜謁中華民族始祖的陵園，我不僅很激動，而且還覺得長眠于此的遠古巨人仿佛也是我自己的祖先。”1965年，西昂達來中國在《北京周報》法文版工作。在以后的兩年里，他去了太原、西安、黃陵、延安、武漢、長沙、湘潭、韶山、廣州等許多地方。每次回到編輯部，他都會寫上一兩篇熱情洋溢的文章寄回法國發表，介紹中國的古老文化，贊揚新中國的發展進步。西昂達不僅喜歡中國古老的文化，而且也關心中國當代的進步。他特別稱贊毛澤東，很喜歡《東方紅》這首民歌。聽到一個同住賓館的英國人批評這首歌，他敲開這個英國人的房門告訴他：“在批評中國之前，你必須先讀懂中國近100年來屈辱和苦難的歷史，必須懂得中國人淳樸的民族感情。”年過半百的西昂達喜歡著中山裝，穿圓口布鞋，吃中國飯，甚至打算找一個中國農村姑娘結束他已經十分漫長的獨身生活。但沒想到，“文革”開始后，他被誤解，被看成“革命”的死敵，被驅逐。在出關離境的那一刻，西昂達做了最后的申訴：“我沒有做過任何損害中國的事。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我愛中國。”那是1968年。
1986年10月8日，接受北京周報社的邀請，西昂達重訪中國，此時，他已年逾古稀。在機場，迎接他的張立方聽到老人喃喃自語：“天啊！這不是在做夢吧?”
“我接受邀請僅僅是為了看看老朋友，看看北京，看看中國。在多少年前的那一刻，我的確有過受到侮辱的感覺，但冷靜下來，我對自己說：‘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是在黃河咆哮時，不小心被風浪打濕了鞋。’……我特別敬佩鄧小平先生，他以偉大政治家的風度和智慧給那場悲劇做出恰如其分的總結，并且以卓越的才智領導中國人民繼續建設偉大的國家，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成就。我請求我的中國朋友們不要再為我曾遭遇到的那點意外感到不安。我感謝你們給我機會讓我重溫我在這塊土地上曾有過的幸福感，親眼看看中國人如何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建設自己的國家。”西昂達取出特地從法國帶來的梅多克紅葡萄酒：“讓我用它為偉大的中國，為偉大的中國人民干杯。”此情此景，讓張立方至今記憶憂新。
三個星期后，西昂達離開了中國。離去時，老淚縱橫。西昂達用自己的言行，又一次為中國言說。
60年，一個甲子。在外文局工作過的外國專家有數百人。他們中，有的，終身留在了這里，成為一個中國人；有的，人離去了，但始終關注著新中國的發展、變化，魂牽夢繞，心，始終與共和國一起脈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