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的講述者
后來人，有路標
“在外文局待得越久，越是感覺這里就像一壇窖藏很久的美酒，稍一靠近，便醇香撲鼻。一種文化浸染多了，那種被熏陶的感覺會不經意間在心里蕩漾。”
“我們是站在前輩的肩上走向世界的。”
外文局的后來人這樣說。
《青山在》，一本由外文局幾位離退休老同志自籌經費印刷的刊物，封面樸素，著名漫畫家黃苗子題名，只出版了12期，里面是近300位作者的回憶文章。讀過它的年輕人申宏磊，如今已經人過中年。讀后她說，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經歷了坎坷歲月的老同志，但他們記憶中最珍貴的，不是對曾經苦難的憎恨，也不是睚眥必報的循環，那是對事業的忠貞，對人間真情的執著。這書“放在那里真‘如橫臥的青山，將夕陽拉長’”。她說，讀著里面的故事，“如果隔著歲月的長河可以與這些前輩會心一笑，那我會說，站在你們身后，無比榮耀”。“我們面前有這樣的路標，就不會擔心自己變老。”
《青山在》留給后來人的，是足跡的從容堅定，是理想的熠熠光輝。
路標下，年輕人繼往開來。
病床前，堆著電腦、打印機，還有各種書刊資料。那本被翻看得邊頁發黑、幾乎快要散架的厚厚的英文詞典，也“跟進”了病房。被病魔折磨得清癯消瘦的他，依然埋頭其中，寫作、思考……
這是在外宣崗位上工作了25年的黎海波，離開時，留在他的同事們心中永遠的剪影。
1982年，黎海波從人大新聞系畢業，進了外文局北京周報社。初來乍到，他就給自己立下了一個奮斗目標：三年之內要學做一個“雙槍手”－－既能用中文也能用英文寫報道的記者。
從腳下起步，達到目標的距離是遙遠的，因為，那時的中國，剛剛打開閉鎖的國門。黎海波為自己找到了一支世上最具實力的導師團隊，那里有林語堂、胡適、魯迅、錢鍾書、費正清、白修德、懷特、拉·貝克……“為師者免費施教，隨叫隨到。求學者無學制學位之虞，無作業論文之累。我們之間，既無合同的約束，也無經濟利益的煩惱。有的只是學術感應、知識傳授、思想交流。好不快哉，妙哉。”黎海波這樣調侃自己的學習狀態。
14年后，黎海波在《北京周報》開設了時事評論專欄“說東道西”，借助這個欄目，他游刃有余地應對著國際輿論話題，同世界強勢媒體的評論“過招”。1996年底，《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盯住金絲雀》的評論，對中國是否信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原則含蓄地表示了懷疑。1998年第一期《北京周報》上，黎海波以香港回歸半年后的實踐，寫出了評論《自在的金絲雀》，用事實給《紐約時報》一個有力的回答。“我一直覺得我們在做非常困難的工作――用人家的語言，寫一些難以影響人家輿論的文章。在國際舞臺上，在西方輿論界，我們的聲音依然很弱。”“然而，這聲音并不是可有可無，因為中國并非可有可無。我們之所以能指點江山、說東道西，不是因為我們這些所謂筆桿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為中國了不起。中國使我們有底氣，有筆功。”
采訪時，外文局常務副局長郭曉勇說到了黎海波留下的一封信。那封信上寫道：“我一來《今日中國》雜志社就喜歡門前的那兩顆銀杏樹，所以準備成為銀杏樹的一部分，天天和你們在一起。將來我們社還有可能搬家，搬到哪里都不能少了大樹，大樹是人類的朋友，我也是，以大樹的形式做人類之友……”黎海波留下了對事業的一往情深，他唯一的遺憾，是已經列出題目的《外宣要敢于觸及敏感問題》的論文沒有句號。
“在九年任職期間，為國際譯聯做出了重要貢獻：成功組織了一屆非常成功的世界翻譯大會-2008年第18屆世界翻譯大會，并代表國際譯聯積極推動亞洲翻譯事業的發展。雖然他的國際譯聯亞洲中心之夢尚未實現，但他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為這個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在國際譯聯理事會和執委會會議上聽別人講得多，發言較少，但一旦發言，就有積極的作用。他為國際譯聯帶來了一種新的文化視角，這對于國際譯聯這樣一個強調文化多元化的國際組織非常重要。”國際譯聯主席瑪麗昂·伯爾思今年8月1日在舊金山開幕的第19屆世界翻譯大會上做出的這一評價，是給剛剛從他手上接過國際譯聯最高榮譽獎章－－金色獎章的一個中國人的。這個人剛剛卸任國際譯聯理事及副主席，他叫黃友義，現在是外文局副局長、總編輯。
黃友義大學畢業就進了外文局，一干就是一輩子。這一點，和許多外宣戰線的前輩一樣，不同的是，作為新中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馳騁的舞臺更加寬闊，視野更加高遠。翻看外文局的資料，尋找關于黃友義的內容，我竟有了與伯爾思某種意義上相同的感覺，黃友義講自己很少，一旦發言，講的全是他人與工作。他說，文字外宣品的制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書名應是畫龍點睛，而不是設置陷阱，翻譯是外文書成敗的關鍵，請外國人修改中國人的譯文等幾個關鍵程序不能少……他特別提醒要追求最佳的中西合璧的效果，避免西式褲上套馬褂的傾向。幾十年的求索實踐之后，黃友義道來的真知灼見，擲地有聲。 一件攝影背心，兩個沉重的攝影包，左手習慣地托著挎在胸前的那臺老尼康，不時環顧周圍尋找著拍攝的角度……這是父親！和這些一起留在王昱兒時記憶中的還有許多：
－－父親抱他最多的地方是火車站的月臺。那是每次父親出差，媽媽帶著小王昱送他的地方。也只有在這個地方，父親會放下肩上的攝影包，抱起眼含淚水的兒子說：“爸爸要去工作，很重要，回來再陪你。”父親這句永恒不變的話出現的頻率要遠遠多于他在家的天數。“什么工作這么重要，奪走了父親陪我的時間？”這是小王昱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疑問。
－－父親的單位里有很多像父親一樣整天忙碌的叔叔阿姨，還有很多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也和他們一起忙碌。
……
上大學，王昱選擇的不是父親所期望的新聞專業，而是與之風馬牛不相及的應用物理。工作后，他一直從事計算機工作，但每天下班后，多了一個習慣：和父親聊他的工作。在聆聽中，王昱感受著、關注著父親的工作，更深地了解了父親的工作對樹立國家形象、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漸漸理解了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夜以繼日、年復一年辛勤工作的意義所在。
如今，在為講述一個真實、開放、發展的中國而忙碌奉獻的隊伍中，有了一個新兵，他的名字：王昱。
黎海波、黃友義、王昱……在一代又一代外文人身上，我們分明看到一種精神的延續，一份責任的擔當，一項事業的延伸。
為新中國的言說仍在展開，言說者永遠年輕。
